一
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了这些年，作为一个偏理论专业出身的人，依然困惑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依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摇摆不定，甚有些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对于理论只是懂一点皮毛，对于实践好像深入的也不够，更不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融通起来。
在实践中浸染，在琐碎的一举一动中逐渐丧失着理论思考的习惯与需要。但是依然在看待实践的种种迹象时，总是习惯去找寻理论的依靠，追寻行为的根源，对很多东西一直有一种怀疑、批判的冲动。这种种冲动并未能真正转化为理论思考的相应成果，而是在琐碎之中归于平淡、寂静与无奈。
因为在一个纯实践的场域中，实践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对于理论的需求，或多或少显得可有可无，顶多有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有可能因为个人的理论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自己实践的行动力；而实践的缠身性又制约了理论的思考力。
二
可能有人说，不对吧，一般不是说有理论武装之后实践会更加有效果。这个我不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抽象层面的，如果归于个体而言可真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教育中的理论指导实践来说，我们现如今的很多教学实践都遵循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理论或者杜威的“教学五步法”理论，由此不难说理论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不过，赫尔巴特、杜威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一线教师，而更多属于一种研究者。如果他们仅仅只是一线实践者，很有可能就提不出影响甚广的教学法理论。当然，在此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研究脱离实践，他们的理论工作与实践工作也有关系，他们更多是借助于实践而进行理论工作的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实践工作者。他们自己从事一线教学实践，甚至是运用自己的理论，并不一定是行动最出色的。
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的研究性质，在于他们从事实践教学更多是一种研究的角度、态度，而不是一种执行、落实的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制约他们的实践行动力。如果是一位典型的教学实践工作者，他就会在一种普遍接受的教学理论（比如说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或者杜威的“教学五步法”）指导下，去更好地贯彻、落实、体现这一教学模式与方法，而不会去思考这种教学法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改进等，毕竟这是作为研究者所思考的问题。所以典型的教学实践工作者的实践行动力更好。
当然这也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说明，不过由此是否可以看出实践者和研究者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向和行动力量呢？
三
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向：即实践者习惯向前看-实践行动力、研究者习惯向后看-研究行动力（自己也没有想到合适的词，暂且这样表述吧，不一定合适）。
实践者习惯行前看，是一种技术取向，主要思考怎么具体落实、推进、完成。比如拿到一个活动，怎么开展、怎么实施，实践者会很快完成相应的思考和行动，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实践行动力。真正的一线教师，这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
研究者习惯向后看，是一种原理取向，主要思考是否合适、为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历史上怎么讲、其他人怎么说等。比如看待一个活动，为什么要开展这个活动，基于的立场价值是什么，有什么问题吗等等，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研究行动力。真正的研究者，这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
当然随着对研究型教师的呼唤，很多教师都介于上述二者之间，但是整体上还是偏实践，毕竟一线教师的核心任务是实践，就是怎么去贯彻某种思想、达成某种目标，而不是去思考这个思想、目标等靠谱不靠谱。
四
这么来看，我对个人困惑似乎有了开悟，原来困惑的根源在于本身处于一线实践工作，却想了太多研究者该做的事情，就是想得太多、行动太少。具体来说，就是想太多为什么以及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而想太少怎么去做以及解决去做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至此，可能有将实践者与研究者二元对立的嫌疑。在此想要申明的是，本人并无此意，主要想描述作为一个有点偏理论的实践工作者的困惑与思考。因为个人在而且还会持续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与张力中挣扎。
另外，从研究者的角度也还需要说明的是，尤其是实践性的研究者，其研究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也就是技术取向明显。可以说，现如今的研究或者说目前所推崇的研究主要以技术取向为导向，主要研究具体怎么实践、怎么落实、怎么推进、具体策略是什么等，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实践者向前看的思维路向。
研究者中那种向后看的原理取向越来越少。简言之，思想已经确定，毋庸讨论，想想怎么贯彻思想的方法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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