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规划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垦荒、奖励耕织，小农经济开始兴起，这确实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商鞅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从民间财富到军队资源的完全传输。必须保证对民间资源的强大汲取能力，才能不断发起并打赢战争。 这里有两组学者统计的数据，第一组是战争动员率，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20%，而当时的古罗马帝国仅能动员1%，希腊也仅为5.2%。 第二组数据是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灭齐国完成统一），全国共发生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其中秦国发动了52场（占54%），并取得了48场胜利（占92%）。 这样的秦国，简直就是一部战争机器。
在军中，由于爵位高低的不同，甚至每顿吃的饭菜都不一样。三级爵位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位还可以传子。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真是一人得军功，全家都受益。 据后人统计，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150万以上。像白起这样擅长打“歼灭战”的将军出现在秦国是很正常的。因此秦国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 总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为了打仗而打仗，始终坚持以“打仗”为中心，这就彻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组织架构，于是当时秦国涌现了很多新兴贵族，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功造富”运动。
拆散、弱化人民。 在商鞅看来，国家要富强，民众必须是“弱民”、“愚民”。他认为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的人士，如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等人若想法太多，容易提升民众的文化和意识，让民众见异思迁，对国家的稳固不利。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其实当时商鞅就向秦孝公提过焚书的主张，不过直到100多年后才被秦始皇兑现。
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就是8个字：全民皆农，灭绝百业。商鞅不会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为了让大家死心塌地埋头种地，他还阻止商业，禁止粮食贸易，不许有雇工现象，杜绝劳动力市场，让你不种地就没饭吃。想做生意？重税！重税！再重税！让你无利可图。他规定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而且秦国的脏活、累活等统统是商人先上，这使得秦国的商业急剧倒退。 这就是商鞅“国富民弱”的核心逻辑，“民众贫穷，国家才能富强。”国家要定时去打仗，否则饱暖思淫欲，民众就会有在耕种、打仗之上更高层次的欲望，商鞅称之为“民平则慎，慎则难变”。商鞅还明令“民无得擅徙”，禁止百姓擅自迁居，以上统称为“一民”的政策。
除此之外，还控制包括土地、山林、盐铁在内的核心资源，实行严格的“国家授地制”，“山泽之利”等资源全部归国家掌控，这就是“一山泽”政策。 商鞅就是这样为秦国缔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群愚昧的百姓。在商鞅死后很多年，荀子西游秦国的见闻是，这里的百姓都很愚昧、顺从，他们目光呆滞，躲避官府。 显然，此时的秦国百姓都成了一个个随时待命的棋子，这使得秦国动辄能够出兵发动大规模战争，或者征发上百万人营造宫室陵墓。 究其本质，商鞅变法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战士；一个是只会耕地的牛，一个是只会拼命杀敌的狼；一个在后勤，一个上前线，都为战争服务！而且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卑贱贫穷，这样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小惠让他们服从。 所以商鞅和秦孝公都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都在所不惜。 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所谓的“执行力”。实际上最多就是表面强大、执行力强，绝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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