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思维是所有治疗的起点和依据，思维对了，那治疗才能对，而思维错了，治疗势必会有问题。
医院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算法来避免医疗过失，但我们有办法回到问题的起点，改善医生自身的算法吗？
这显然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同时又难以察觉，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描述我们是如何思考的，更别说时刻保证我们的思维一定是准确和可靠的。
对医生来说，去思考医生自己的思考过程，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
有一些研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试图找到一些技术，来帮助磨炼医生的诊断思维过程，尤其是对还处在早期阶段的医生，他们希望这套技术能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诊断习惯。
这些技术其实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断强调医生要控制简单下结论的冲动。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减少误诊，那就是在出具第一个诊断后，医生和患者都应当再问：有可能是别的情况吗？
医生要有意去考虑那些超出常规诊断的情况，以此来挑战自己的惯性思维，比如对于咳嗽来说，最常见是由于上呼吸道感染所致，但它也有可能是肺癌的先兆，是血凝块的先兆，虽然这些情况的频率很低，但医生需要确保他已经考虑过这些情况，因为一旦漏诊，后果不堪设想。
用了那么多清单来规范医疗步骤，为什么我们不用清单来审查医生的思维，消除会削弱诊断准确性的偏见和捷径呢？
在这个清单中，包括一些标准问题，比如“还能是什么”和“我不能错过什么”，还有一些他们认为可能会影响准确性的问题。
比如“我是不是给患者贴上了先入为主的标签”“我现在是分心了还是过度疲劳了”“我是否出于某些原因不喜欢这位患者呢”等等。
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的重点都是让医生停下来、慢下来，花更多的时间思考。
但她也提到说，这个清单付诸实施是很难的，因为医学世界是一个极度高压的世界，每一个医生都得争分夺秒完成工作，无论他手里的清单有多么合理和重要，他可能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执行它。
说得更直接一点，在这样一个“以指标为导向、按绩效付酬、注重工作量”的医疗系统中，一个医生想要花时间思考。
不仅需要清单的引导，也需要财务制度、管理制度、行政制度等一系列环节的配合。
比如医院能否提高单次会诊时间，这是一个诊断思维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财务问题，它不是那么容易能决定的。
不过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减少医疗过失的关键方法之一就是让护士和医生有时间和空间思考，不受打扰。”
此外，借用外在工具和制度来帮助避免医疗过失，“人因工程学”这一学科。
这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人们是如何与身边的工具和技术互动的，并主张通过合理的设计，使事物更顺畅、更安全地运转。
比如说，在手术室里，麻醉师会用到氧气和氮气，以前出现过麻醉师用错气体导致患者死亡的事件，为了防止误用，医院把气罐用不同颜色标记了，但这个举措并没能杜绝误用现象，后来有人想到，为这两种气体制作不同尺寸的连接管，之后就绝不可能把软管连接到不当气体上去了，这其实便是“人因工程学”的思路。
医疗保健系统里满是这样的机会，一个简单的设计，说不定就能改进系统，从而帮助人类减少过失。
有设计师在研究通过调整医院和诊所的物理结构来减少医疗过失。
洗手是控制感染的关键技术，但医院的水槽大部分是根据管道位置来布置的，如果我们主动设计，让水槽离医生和病人更近呢，这样是否就会增加我们洗手的概率呢？
而且，水槽本身的设计也很重要，水槽里的水如果笔直冲入不干净的排水管，可能会引起反溅，美国有好几家医院的暴发式感染与此有关。
还有研究者主张在药房和护士站建立“用药安全区”，这个区域采用更明亮的照明，配备可以用来阅读小字的放大镜，同时保证这个区域的不受干扰性，让医生有机会集中精神，以此来减少用药差错。
还有研究者发现单单是靠缩短医生大褂的袖子，以及禁止使用领带，以及将病床栏杆的材质换成更为抗菌的铜，就可以大大减少细菌传播的概率。
如何发现和追踪这一错误，这同样很重要。
大部分情况下，医生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出错，因为他们很少收到患者反馈，患者可能是好转了，也可能是在别的医生那里消除了危机，这个结果并不会返回给医生，并督促他反省和调整此后的行医过程。
已经有一些国家，比如丹麦，建立了全国性的医疗事故报告系统，还有一些国家在大力推进采用像电子病历这样的数字技术，用以记录和追踪病情数据。
医疗过失对医生来说，是一个极难开口谈论的事，一方面是因为对后果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极度的羞愧和耻辱感。
法国知名外科医生雷内·勒里写过的一段话，“每位外科医生都随身带着一块小小的墓地，他不时在那里祈祷，这是充满痛苦和遗憾的墓地，他在那里寻找他的某些失败的原因”。
这其实意味着，医疗过失的问题，不仅是专业问题、技术问题和制度问题，它也是文化问题，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和患者究竟如何看待它，以及又会以何种方式谈论它。
医生确实需要正视医疗错误，研究错误，并不断警示自己谨慎行医。
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犯错乃人之常情”，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院发布了一项针对医疗安全问题的报告，正是以这句话作为标题，它倡导我们不能完全指责犯错的个体，更要多关注导致个人犯错的系统，从个案和系统上不断修正提升。
其次，我们也要承认，关注错误时发生了什么也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医生最基本的职责所在。
早在2500年前，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就在他的书中写道，“医生要养成两种习惯，行善，或至少不伤害”，这是从医人员要学的第一课，也是不能忘记的一课。
再有，我们要认识到，医疗不能完全以“治愈”为目标，正如一句西方的医学谚语所说，医学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总要面对错误和失败的行业。
也许，我们先要承认会有错误，甚至要承认总是会有错误，这样我们才会有更积极和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去谈论、去研究，最后去消除这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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