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西头有个寺庙，名曰“胡贯寺”，传说中当初香火很旺，光庙前栓马的“马场”就有几十亩地大，后因在文革时期破“四旧”时把整个庙都拆了，庙里的古物所剩无几，不过，虽然庙拆了，但因为这个庙，有了前寺村和后寺村之分，我家就住在后寺村的中间。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便是每年的正月初八，村西头的庙会会有很多远道而来的人去烧香拜佛，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会兴奋的跑去看庙会，时常还会有个别好心的家长塞给我们几毛钱零钱让我们买点零食，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其实庙里除了那些面目狰狞的神像，并没什么值得长时间去逗留，我也只是看看热闹，后来，长大后便再也没有去过。
80后的我已过而立之年，当初，作为贫下中农的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除了我母亲，其他人都是教师，家境相对来说好一点。我出生时，家里就盖了我们村第一座全部用烧制的红砖盖成的房子，就是临街的南屋，听我爷爷说，当时盖好后，像是新闻一样都传遍了十里八村，说后寺村盖了一座“净砖”的房子，好像“县委大院”一样好，听起来我都有点可笑，一座房子而已，至于吗？
可能是家里有“公家人”在上班，吃着国家“公粮”，我小时并没有感到在温饱问题上有什么困难，但当时村里的小伙伴都感觉我像“地主”家的公子哥一样，是个有钱的主儿。其实不然，家里不像别人想的那么好，只是相对来说好一点，我就是在南屋的庇护下渐渐长大。
古有朝上献皇粮，现有农民交公粮，七八岁时，我坐在装满粮食的毛驴车上，邻家的叔帮忙赶着去乡里交公粮，一年一次，看这眼前的毛驴感觉真是庞然大物，坐在它身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平常只有偶尔赶集时才会坐上一两次毛驴车。再大一点，南屋渐渐感觉有点小了，除了进出的街门，屋里只是两间小房子的空间，于是家里便盖起来堂屋，住进堂屋时，小我三岁的妹妹已经七岁了。
真正感觉家里生活条件好时，要从2000年以后说了，父亲从每月几十元的工资涨到几百元，再后来到2005年，农民不再纳税，这真是举国同庆。我家的南屋早已不再住人，不交公粮的年月麦子都会晒干密封在水缸里，这些存放粮食的水缸就放在南屋，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年年存放几大缸麦子是必须的，虽然来年新粮下来时，陈麦吃不完都要卖掉，但谁家里要是不放几缸粮食肯定过不踏实。
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富裕让人们感到市场就是粮仓，家里没有存粮没关系，市场满足，国家管控，不会饿着任何一个人。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村里各家生活明显富裕多了，更可喜的是，后来不仅不用交“公粮”，甚至还有种地补偿，邻居家的奶奶坐在门口整天唠叨着说：“国家政策好，农民幸福享，真是生活和蜜一样甜哪！”
我十来岁时家里盖了东屋，比堂屋更宽敞一些。参加工作后我和妻子住在离家不很远的县城里，每逢周六周日都要回家去看一看，每次推开南屋的街门，听着木头摩擦石头底座的声音，心里总会有些震撼，这不仅仅是一扇门，更像是一扇历史的门，见证了这个小小村庄慢慢富裕的过程。
儿子慢慢长大了，一次带着儿子回老家，儿子下车后跑去推街门，街门似乎对5岁的他来说有点过重，他使着吃奶的劲才推开，回过头对我说：“爸爸，这个门太重了！”我笑笑没说话。
南屋老了，窗台上长满了苔藓，屋顶上还有一棵小榆树，墙上的砖风化的有点严重，儿子说：“爷爷，这个房子这么破，我们拆掉它，盖一座大大的房子好不好？”我的父亲把儿子搂进怀里，亲了亲他的小脸蛋说：“你说，盖多大的房子呀？”儿子举起双手比划着：“就是那么…那么大。”
终于在前年，父亲决定拆掉和我同龄的南屋，也许只是因为儿子的一句玩笑话，也许南屋真的该拆了。
南屋拆了，重新在南屋的位置上盖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街门，街门顶上用红钢瓦支起来，不仅能防雨水，下面停车也方便多了，儿子再见到新盖的街门时非要我给他照张相，我用手机拍了一张，小家伙还拿着手机跑去让父亲看照片。
上个星期六领着儿子回老家，晚上住在东屋，妻子逗儿子说：“你想和爷爷奶奶一块睡呀？还是和爸爸妈妈一块睡？要不你去和老爷一块睡吧！”
儿子没有回答，跑下床出去了，一会儿又蹬蹬噔的跑回来说：“我还是和你们一块睡吧！要不你们一会儿害怕了怎么办？”我和妻子笑了笑没有说话。
夜，已经深了，我还没有睡意，听着身边儿子均匀的呼吸，我想，当初我也许就是这样躺在南屋的床上，父亲这么搂着我睡觉吧！
翌日，清晨的阳光洒满小院，我睁开眼时，爱睡懒觉的儿子已不在床上。起身出门，空旷的街道廖无几人，向东望去，见儿子走在前面，驻足扭头对身后的爷爷大声喊道：“老爷，你快点走啊！”
晨光下，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迎着东方的太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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