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整书阅完
阅读及笔记时间：2017年12月，24日，约5小时；
阅读书本：《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主编:刘鹤；2013年2月第1版；中国经济出版社；P1-271页;
阅读目标：了解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形态与由此得出的启发
阅读方法：快速阅读、思考
整书笔记及感想：
阅读3小时，笔记2小时。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总书记智囊刘鹤主编的书中管窥现今政策的由来。本书成书于2012年，现在已是2017年末，从现在的时间节点回顾过去五年，可清晰看到已实施政策的用意及已实现的成效。
该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描述两次危机（1929年大萧条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两次危机的对比与政策建议
一、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1、人口结构的不同。前次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比较年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2、技术条件不同。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这次危机有更快更广的传播范围和更明显的同步市场波动。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
4、全球化程度不同。本次危机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前次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而本次危机，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上拉作用加大。
二、两次危机的共同点：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对比两次危机发现,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其警示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思考：如今国家全力发展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变革有巨大的机遇，当然一定要有前瞻眼光应对它带来的震动性影响）。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十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思考：中国目前也有过度负债的趋势，要警惕）。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本次危机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的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思考：福利是能上不能下的，审慎）。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本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思考：当这个社会开始极端投机，就要引起警惕了）。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本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在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思考：绝不能忽视经济活动中的政治因素，在做金融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政治因素，国际与国内经济、金融分析都需要考虑这一点）。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本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黏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思考：如今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令资源在更多大范围、更大程度上进行充分流通）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思考：现在这一再分配局势已经很明朗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以及中国实力的崛起）
三、根据以上对比分析，编者的政策建议有三点：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以上两个场景必须防患于未然（思考：现在巨大震荡貌似已经过了，但是美国转嫁危机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进行中）。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在本次危机发生之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思考：这五年来的顶层设计与推动有目共睹）。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重点摘要：
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这次危机中，处于孕育期的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实现，也将使得经济最终从危机中走出；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政策、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和弥合社会分化，这样才能保持和扩大总需求。（思考：中国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人工智能已成为中国技术变革与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向）
应对全球危机必然经过国家间激烈博弈和较量。在危机形势有所好转后，继续合作应对危机的难度提升。贸易战、汇率战、投资限制等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今后，对商品、市场和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成为主导国际经济关系的首要因素。
对我国的启示：
1、充分做好应对危机长期化的准备。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2、新世纪前20年是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这个基本判断不会由于危机发生而改变。危机催生新一轮长周期的启动。许多大企业是在上次大萧条中诞生成长，这种成长和大国兴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能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的国家和企业，才会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中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我国要发挥在新技术领域差距相对较小、资金丰厚、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整合全球人才、技术、资源，切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新一轮技术长周期竞赛中做领跑者。（思考：太棒了，中国目前已按此思路在新技术上开始弯道超车）
3、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发展消费信贷要稳步推进，严格偿付能力审核；两次危机都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波动存在放大效应，宏观调控要在关注真实经济指标同时，更注重调控金融引发的波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既改善实体经济经营环境，又抑制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思考：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严厉的金融监管，作为一个金融人，我想说这很不容易，金融企业也是企业，有其内生盈利需求，必须监管与发展共进，任重道远啊）
4、调整完善社会制度和政策，大力促进社会和谐。积极化解我国30年经济高速成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通过增强教育公平、完善财税体制、促进创业就业等措施，遏制在地区、行业、城乡、人群中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均衡提高需求支付能力；要建立合理水平的社会安全网，既能够“托底”，又不养懒人，还要长远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续性的统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倡导理性平和心态；要促进机会公平，防止权力同金钱结合造成的社会结构固化和政府服务人民宗旨的背离，要坚决防止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策，最低工资过快上涨、劳动者过度保护、工资水平提高过快，会使劳动力成本高于均衡，反而会增加失业和降低经济竞争力。（思考：此，何其难也）
5、新形势新任务，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6、塑造良好民族文化，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化；要充分认识俭朴诚实、艰苦创业、勤劳奋斗是防范危机的根本。
7、在走出危机的激烈国际博弈中维护利益、适时出手。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
8、在全球经济治理新构架确立过程中，由积极参与者向主导塑造者转变。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现实和趋势，清晰界定我国的利益，设置“中国议程”，推出“中国方案”，加强国际人才培养，加快推进我国际权力的制度化进程，最终赢得未来。（思考：正在实现中，国师啊）
今天的笔记，由于时间关系还有不少精彩的分析来不及归纳了，最后有几个重要的观点必须得写上：
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确定为各自分工明确条件下的互补关系，政府的职能就是尽可能地保证市场的价格信号不受外部因素干扰，而由市场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2、正确处理好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3、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监管要尽快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4、正确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配制度改革要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当前中国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建立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要注意防止出现另一种偏向，那就是不注重初次分配的完善和过分强调二次分配的作用，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和过高的社保水平。
虽然成书在5年前，但全书相当理性中肯，我国现在的政策基本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设计的，值得一看，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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