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张艺谋拥有一个庞大而精良的制作团队。我想象工作地点将位居金融要地，或者隐身公园某个花木扶疏的深处。我想象办公区域辽阔，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照耀着那些衣装讲究的精英和办公桌上铃声此起彼伏的电话……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平庸。
当时张艺谋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备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除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操作，电影方面基本停顿。剧组只在拍摄期间人头攒动，一旦关机，鸟兽狗孙散。张艺谋算是单枪匹马进驻奥运会导演组，工作室剩下维护运营的，只有三人（助理、司机和文学策划）。哪里有什么精兵强将组成的豪华制作班底?落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叹到整个人都僵住了，好几天回不过神来。
刚开始和张艺谋工作，我插不上嘴，感觉他太强于表达，而自己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对配合着少许表情的耳朵；即使在长时间不吭声的压力下，我被迫偶尔发言，也词不达意，遭到的回应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让我非常郁闷。因为在文坛的小圈子里，我并非笨嘴拙舌之人，如今频频受挫，心有不甘。
张艺谋具有强烈的控场能力，意味着他眉飞色舞时能让周围的人喜形于色，他眉头紧锁时也能让你备感压抑。他反应迅捷，常常一针见血，我听见枪响刚起步，他已越过红线折返，而后告诉我转换赛道。轮不到上场机会，令我怅然，在另一条跑道上又掉队了。被误读更感委屈，他的概括明明曲解我意，我说“葡萄”和“牙”的时候他就总结为“葡萄牙”，但我当场懵着，缺乏即时反击能力。我醒过味儿来想着补充说明，早已时过境迁。
都谈不上交锋，我手无寸铁。我很怕自己打击之下变得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所以有时候赌气式的急于插嘴，但我的话缺乏质感和力量，因而无效。
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忍不住要求：“导演，你能不能先不说话，给我五分钟，让我完整地把话说完?”
张艺谋不说话了，默认给我五分钟的自由。刚说一分钟，我就觉得词不达意，自己都失望，我从他谴责性的沉默里体会出了反讽。
虽然心怀怨意，但我想明白了，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听废话。如果遇到这样的交谈者，你必须在第一分钟就切中肯繁，只要言之有物、见解独到，他会给你充裕的空间，甚至没有时限。如果能力足够，一个人应该做到说一分钟的时候，别人希望他说五分钟；说了五分钟，对方希望他别停，而是说得更多。想清楚了这点，我调整了对抗情绪，迫使自己镇定下来，训练更有效率的口语能力。
当然，积重难返，知道问题所在，改变需要时间。越有压力越成障碍，我明明是个说快板的，变成结巴，然后结巴变哑巴。
我数度萌生退意。坦率地说，我并不想拉大旗做虎皮，也许我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虎皮，尺寸甚微到寒酸，但遮羞足矣，我围在腰间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个小小的孙悟空，至少闪转腾挪，快活得紧。
在张艺谋面前，像有个紧箍咒念得我头痛，我当不成孙悟空了，我跟沙僧似的笨嘴拙舌，跟猪八戒似的里外不是人，还有了一张妖精的鬼脸和怪脾气。
我从未设想成为影视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即使被配置在精良先进的装备上，我也心有不甘，因为那是一项团体运动，我无法为整个结果负责。
不过，我倒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没有绝对免单的飨宴，每个人肯定要付出代价才能有所获得。
我对张艺谋表达过担心：“跟你干活，我怀疑相当于劳动教养：工作量超强，心理不自由。跟你锻炼几年之后，估计会两种命运：或什么苦力都举重若轻、迎刃而上，或劳动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谁都不能替你的未来买单，一切，取决于我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和镇定。
我在初期颇为郁闷，后来有一个信念：未来某天，即使我离开岗位时不会像天鹅般优雅高飞，至少，要有家鹅的派头，我要扭扭达达颇有风范地离开，哪怕这姿势是装腔作势，我也要在走之前，拍着笨翅膀往场子里扬点土。
朋友曾在我接受策划任务的两个月后问我：“你扬起点灰没有?”我老实承认：“没有，如果扬起了灰土，就是够把我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
不过，我决心已下，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坚持下来，直到我有能力而无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离开才是自由自在的，才身轻如燕，才不会带着隐隐的心理创伤。
是的，我必须等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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