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父亲是全公社村支书中最先被打倒的一个。原因有二，一是先进村，在管理上肯定得罪人。二是村里有下放青年，城里的动静很快就传到了村里。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加之农村的苦累煎炸，让青年们不平的情绪有了一个喷发的出口。打倒走资派的各种批斗会，在南书房的院子一场接一场。
家里还没条件安街门的院墙上贴满了大字包。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亲晕头转向，提心吊胆。之前整天不着家的父亲，被打倒后有时间待在家里了。
墙外看大字报的人不断，敢进到院子里的人极少，谁也不想找事儿受牵连。热闹的墙外和冷清的墙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办公室成了那派人的指挥部，屋里充满了朝气和夺权后胜利的狂妄。
本村冯姓的造反头目，眼馋智取威虎山里那铺着虎皮的椅子。他想到了我家的圈椅，尽管没有铺虎皮，但坐在里面，两手搭着扶手，头往后一靠，半躺着上身，应该也会挺滋润。想到此，便命人到我家去搬椅子。
我母亲的为人，说话反应的速度，应对事情的能力，在村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来拿椅子的人底气不足，又不敢不来，尽管平时他有愣子气，但进到我家院子还是有点讪讪的朝屋里走。
狗的叫声让母亲知道有人来，从炕上下来，到灶间门口看到来人。未等他开口，便招呼他进屋。来人不说来意，母亲也不问，我家接待外人的座位就是椅子，无论谁来都自动落座，因为除此，炕下再无座位，除非站着。
母亲给来人让座，那人心里有点发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母亲以为她是为父亲来的，便对他说：“掌柜的今天不在家，你知道吧？”“知道。俺来扛恁家的椅子。”母亲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扛俺家的椅子？”母亲问。那人答：“扛到办公室。XX打发我来的。”
椅子是母亲的嫁妆，是母亲的父亲顶着寒风，大冷天儿用木轮车从黄县推回来的，还从来没离开过自己家呢，他们来扛到办公室，这不是明着欺负人吗？放在那种地方，这个拖，那个踩，不是自己的东西，谁也不心痛。想回绝，但没说。
母亲想到当年姥爷主动往外献地的事儿，姥爷也是心里不情愿，却忍痛把好地献出去了。他们来搬椅子，如果不让搬，他们会拿父亲撒气，幸好如今还没动手打。为了父亲少受窝囊气，母亲再不舍，也笑着对来人说：“扛椅子啊，扛吧，用完了记得送回来。”
母亲当时的笑，我至今想象不出是怎样的一种笑。她的嫁妆承载着我姥爷浓厚的爱，姥爷早就不在了，但母亲一直觉得姥爷每天都与她在一起。来人把椅子搬走，无疑给母亲的心扎了个洞，有血从洞里渗出，但从外表看不见，只有痛在心里。
椅子被搬到办公室，那头目坐上去，翘着腿，向后仰着身子，两手指交叉枕在脑后，嘴里喷出：“tmd，这玩意儿到底比硬板凳舒坦。”
办公室每天乌烟瘴气，这样突兀的一把椅子与环境极不搭，头目不在时，人们争相去坐椅子，都想体验一把舒坦的滋味。
待父亲“解放”后，椅子才回家，两边扶手的漆早已剥落的裸露出木质的本色，脚踏的横梁居然磨凹下去，成弧形，椅圈的漆，所剩无几。
母亲在擦拭椅子时，又心痛又欢喜，心情复杂的她不知是啥滋味，唯一安慰的是总算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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