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

一个社会个体X，如果面临以下情形：由于对社会产生恶果的事件A被认为发生过，而该个体X与A的关联被认为导致了该恶劣后果，因此，社会对个体X的社会价值进行指责，或社会对个体X的社会自由进行剥夺。此时，个体X该如何行动，以便阻止后果、挽回损失？

以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进行考量，执行以下步骤。

首先，【在事实层面否定事件A的存在】

最好的方案是拿出一套关于事件A的证据链，对事件A的实在性本身进行证伪。这是最朴素的事件-事件确证/证伪的逻辑。

如果一件事情是仅存在于部分社会个体头脑意义空间中的虚构事情，那么对于这件事会对现实产生恶劣后果的指责，会显得很难被人接受（或可存在另一种唆使罪的控告方案，即主张虚构事件A是由于X的误导而被别人虚构出来的，这种虚构的事件A被信以为真后造成恶劣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进入后续步骤，撇清唆使过程与X的关系）。进而，可以进一步诱导裁判去思考这件虚构事件创作者的现实动机，从而【在价值层面倒打一耙】，为对方构成一个诽谤的新罪名。

如果证伪所用的证据链在事实层面得到确认，事件A【的虚构性在事实层面也得到确认】。此时倒打一耙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虚构事件A的创造者Y，从而让裁判得以将Y对号入座，完成【Y造谣产生A，因此对Y进行惩罚】的新事件，实现祸水东引。

退一步地，当事件A的存在性被得到确证，则关于A与个体X本人的绑定关系则很难实现彻底解脱，即脱罪可能性很低。这是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空穴来风】的公理而得到的，一般裁判会倾向于先天持有这一偏见，出于惯性地认为与事件A首次关联在一起的该社会个体X应当为该事件的产生负主要责任，或者是A的直接成因。

此时，可以【在价值层面否定事件A的紧要性】

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在开始时纳入考虑，即个体X通过引用社会公理，说服或提醒裁判，假如事件A存在，那么该事件对于社会的危害性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价值层面，裁判可以通过衡量惩罚与否的重要性，选择放弃执行该惩罚。

这一判断由于与事实层面完全独立，因此事件A实在性的强弱对此判断完全无涉。上述价值层面结论的建立可诉诸投票结论等形式，谋求一个可外显的表决结果。

（将价值层面判断放在事实层面被确证之后进行，这个顺序事实上顺从了人理性抉择的过程。而感性抉择往往会使其并行处理，在个别情况下优先按照价值层面的判断来先行一步，作出对事实层面的假设性预判。）

如果上述步骤均失败，即事件A实在性被裁判确证，且该事件的价值重要性也被裁判公认。下一步，个体X需要做的事情是：证明事件A的存在与自身的关联尽可能小，即撇清关系。

撇清关系的过程可以诉诸【在事实层面举证】，即采取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客观逻辑上几乎不存在个体X的任何行为对事件A的诱发、主导等因果关联。事实上现行法律也允许采用证人证词的形式来执行这种事实层面的无罪辩护。由于社会中因果连结丰富、混沌和非线性等特征显著，因此这一事实举证必须足够直接、足够清晰，才可以令裁判抵御由于对世界不信任的思维惯性带来的预设有罪的立场。这一类强有力证据事实上很难。法系对此作出了多方面的人为政策妥协，从而降低举证难度，提高举证脱罪的可行性。

如果事实层面举证失败，可以尝试说服裁判【在价值层面，个体X在事件A发生的全过程中扮演了无辜的角色】。藉由这一努力，个体X可以被认为并非主观作恶，而是具有不愿作恶的成分。借由【自由意志为个体行为负全责】公理，可为个体X在价值层面上实现赦免。

倘若撇清关系的事实层面、价值层面说服裁判的行动均宣告失败，则事件A与个体X的关联就被牢固建立。事实上，常规意义上的脱罪或洗白操作到这一阶段已经宣告失败。

如果还有什么能做的，就是对后果的尽量减轻与逃避。一种是【证明适当惩罚的不可实施】，即诉诸【法不责众】公理，证明惩罚行为的徒劳无功或代价巨大。如果展开来讨论，这里包含的实际上是针对计划可行性的综合判断讨论， 内容丰富。另一种是【证明惩罚导致的后果无益处】，即试图说服裁判这一惩罚行为即使顺利执行，后果的不可预见性与风险也极高——高过了不执行这一惩罚，仅由事件A带来的社会风险。通过理性博弈说服裁判维持现状。

以下提及几个【旁路】式的辩护。

【另有其人】式的辩护，是指承认事件的真实性，承认事件后果的价值判断，甚至承认主体X是事件A的直接诱因，但是进一步暗示主体X在事件A过程中的表现，其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因果，即，存在主体Z对主体X的强烈影响，使得不仅仅事件A，而且曾经或以后也发生的更多类似事件，实现祸水东引。这一辩护实际上提出了新的、更普适的恶行和作恶者，期盼引发裁判对事件的进一步揭发，或期盼由第三方对裁判进行场外压制。

有一种对人物【二元切割】的辩护思路，即主张个体X在事件A中扮演的角色与个体X在其他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无涉，因此针对事件A来惩罚个体X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出于对团体长远利益的维持，诸如学术共同体、艺术家共同体等团体在恰当的范围里会将学术成果、艺术作品的价值与其直接创作者在其他社会事件当中的表现进行切割。也常有人主张对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与其公众形象进行切割。这一辩护的成功率取决于裁判对于团体价值的认可程度。

对【裁判行为本身的正义性、合理性】进行的讨论必然是最难的，但这也并非不可能。可以主张该社会从价值层面上并无权力对该个体X实施种种意义上的社会惩罚，即个体X的某些特性无论如何不应当被剥夺，为惩罚设立底线。事实上，一切规章制度得以稳定存在，而不引发彻底的混乱，都是由于它们预设了正义性惩罚的下限，且这一下限高于或等于所处社群所期待的下限。但这一限定往往是弹性的、允许妥协的。

【自由意志不存在，或因果不存在】的观点实际上更多地存在于哲学玄思当中，而不可能在现实相关的争辩中取得任何效果。实际上，这是一种走向极端的【惩罚无益】观点，可以类比人类面对天灾后只能选择自我安慰、逃离和自保，少有选择一个主体来实施惩罚的念头，这就是因为人类对天灾的诱因主体的自由意志并不相信，即持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即便是猜测某种人祸导致天灾，人类的主体也只是人祸的直接诱因，而非天灾的直接诱因，因而惩罚一般局限于人祸的潜在后果上，对于后半段因果中的自然规律不抱有价值判断。

【价值评判的虚无】是指彻底否定社会对个体X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即，社会无法藉由任何形式的对单一个体的惩罚，来达成任何形式的社会益处，因此价值判断无用。这一观点的最激进形式仅存留于极端的哲学玄思中，但这一观点的温和形式则广泛地被接纳，即：由于人的价值观太过坚定，而人的价值观又过于多元，因此价值评判既艰难又低效，大部分情况下几乎只能以象征的形式存在。所以不该作越界的评判，而是最好保持默许和尊重。这一观点试图对价值评判的合理性划定边界，但往往容易在辩护的过程中滑向绝对的价值虚无，因此遭受抵制。

【事实评判的虚无】是指由于事件A的真相或个体X的真相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完整的公开，因此评判不可能得到一个与事实绝对贴合的前提，因此评判并无意义。这一观点的前提往往得到广泛接纳，但结论的认可度取决于对论域空间可知性的判断，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事情能够变得可知，而部分真相能够得到的评判究竟是否有益。同样地，由于社会中因果连结丰富、混沌和非线性等特征显著，此间的反例时有出现，尤其在网络时代，小概率事件得以反倒大规模传播，这会渐渐引发裁判者的虚无化/不可知论倾向。

上述两种虚无化倾向将伴随着裁判者的归因挫败感、更频繁激进的自我反省、价值判断淡漠。一方面，在温和的社群中引发对多元价值的更高容忍，引发跨社群的国际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在欠温和的社群中，对终极价值渴求使其被诱导向对诸如科学学派、宗教世界、工程构建等脱离世俗（社会）的完备价值体系，引发孤立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