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有很多，市场根本不缺律师，缺的是案源。
像我们这样，直接到医院和伤者交流的只能算是传统途径。为了提高获取案源的效率，有的律所会和交警、护士或者护工合作，掏钱来换取信息。
配图 |《胜者即是正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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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终确认考研失败时已经是2016年4月份，仓促毕业之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工作问题。好在大四的时候我通过了司法考试，简历投过一圈，过了有一阵子，终于收到了一家律所的面试通知。
面试我的是一位年轻女性，穿着时尚，很符合我心中“律政佳人”的形象。她拿着我的简历看了一会儿，开口说道：“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宏宇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门处理交通事故和工伤赔偿的律所。你要面试的岗位是‘律师业务助理’，工作内容就是和招聘上写的那样，和客户洽谈——在医院和病人接触，挖掘案源……”
我不太明白：“能说详细一点吗？”
她继续补充道：“平时需要去医院给病人发一些宣传手册，和病人交谈，如果有交通事故的病人，就跟他们洽谈，签订代理合同，工作就算完成了。因此，我们的工资结构也基本是由底薪加提成组成。”
听完她的话，我陷入了沉默——这份工作跟我想象中的差得有点远。她似乎察觉了我的失落，说道：“现在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有很多，市场根本不缺律师，缺的是案源。很多律师都是因为没有案源而被淘汰了。像你这种通过司法考试的，工作半年考核合格后，就可以在本所挂证成为实习律师。专一门，精一门，只要坚持下去，这一行的前景还是很可观的。”
能够留在这座城市做律师，这点还是挺吸引我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二本毕业的学生，实际学的也不是什么正经法学，更没有什么人脉资源。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先工作看看情况，这条路虽然看上去曲折，但至少看起来还是在前进的道路上。
经过3天左右的培训，在我差不多能够判断出病人的伤情等级、算出赔偿费用后，就被安排跟着所里的一位“师傅”实地学习一段时间，以便日后能够独立开展工作。
师傅也才二十七八岁左右，人高高瘦瘦的，已经在所里待了两三年，算是老人了。来这里工作之前，他在法院做书记员，后来觉得工资低就辞职了。他说，现在这份工作倒是挺顺手的。
开始的时候，师傅并没有告诉我要怎么做，只是让我跟在他后面观察：
在进入病房之前，他先是随意地走过病房门口，用余光扫了一下里面的情况。再在门口将要发给病人们的三四本宣传手册取出来，待整理好表情，脸上挂好微笑后就直接走入病房了。
在病房站定后，师傅先简短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病人们纷纷抬起头来好奇地打量我们一番，在弄清楚我们的来意之后，便又去忙自己的事了。师傅看起来是久经沙场，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一边说一边给病人们发宣传手册，同时向他们询问一下病情。
靠门的那个病人一直看着电视，并不理睬我们，我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尴尬，师傅倒是很自然地在他的床头柜上放下一本宣传手册，说：“这是一本法律宣传小册子，您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接着，师傅转身给躺在中间病床上的病人也发了一本。见他的小腿处打着绷带，师傅便问道：“您这啷个（重庆话，怎么）伤到的哦？看起来很老火（重庆话，严重）的样子。”
病人说是自己下楼梯的时候一下给滑倒了，开玩笑地跟师傅说：“你们看这个可以找哪个赔偿嘛？你们要是找得到的话，赔偿款给你们分一半。”
师傅也笑了：“这个是找不到了，不过只要人没大问题就好了。”
说罢，师傅走向了靠窗的病床。那是个四五十岁的阿姨，一见我们走过去就连连摆手：“不需要、不需要，我是自己生病的。”
师傅也不恼：“没关系，给您放一本小册子，看一下只当打发时间。”说话之际将册子放到了床头，然后转身就往外走。
出了病房，师傅迅速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详细记录起这个病房的基本情况，包括病人的性别、年龄、伤情状况等等。他边记边对我说：“每天遇到的情况太多，记录一下可以形成一种对病房的掌控：一是清楚交通事故病人的分布情况，方便回访；二是也能提高下一轮铺书效率——一进病房就知道哪些是老病人，哪些是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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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第二个病房，师傅就让我来发书，说“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我只得硬着头皮进去了，脑子却是一片空白。
靠门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大爷，看起来和蔼可亲。见他大腿处缠着纱布，我直接开口问道：“叔叔，你这个是啷个受伤的哦？”
“车子撞的。”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老大爷见我的窘状，笑了笑：“小伙子刚开始工作吧！这里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基本上是一拨接着一拨……”
老大爷相当健谈，硬是拉住我聊了半个多小时。一个护士进来说要换药，见我们在发宣传手册，立刻神色严厉地阻止说不准发，让我们出去。我们只好去楼梯间待了一会儿，估摸护士走了才又回到病房，继续“铺书”。
后来我才了解到，和护士打游击是常有的事，所里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
接下来3天里，遇到的情况大同小异——病人的态度多数是礼貌或者排斥，只有个别人会比较恶劣。不过之所以恶劣，有时候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天，我和师傅在病房“铺书”，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不想要，一般这种情况将宣传册放在床头，然后再随意寒暄两句就行了，可我偏偏脑子不转弯，对他说道：“把这个册子留着嘛，了解了解法律知识，以后身边的人遇到这种事了也好知道该怎么办。”
不料，他听了我的话突然大怒，一下把册子扔到门外：“快点给老子滚出去！你身边的人才要被车撞。”
我一时愣住了，还是师傅连忙把我拉了出去。师傅批评我说话不过脑子：“和病人之间的交流对我们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要，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重视起来。一方面要能与病人尽快熟悉起来，掌握他们的流动，及时发现新案源；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他们侧面了解到‘同行’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有一次，我在“铺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身边只有一个护工在照顾。通过交流了解到他是出了车祸，我便问他：“你这个事情，后面怎么处理有了解过吗？”
“我不管，交警会帮我处理，他们让我不用担心。”
后来和师傅聊起这老人时，我问：“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是怎么个程序啊？”
“有的律师没案子做，就会和个别交警合作，由交警介绍案源。这样做有利有弊，好处就是交警介绍律师，一般人更信任一些。弊端是个别交警抽取比例高，而且还有违规风险。”
我很吃惊，没想到还能这么操作。师傅看了我一样，嘲讽似地哼了一声：“你以后会接触到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到医院和伤者交流的只能算是传统途径。”
师傅说，为了提高效率，还有律所会和医院里的护士或者护工合作，但这些人由于不具备交警的那种充分掌握案情信息优势，通常也只是提供个床位信息，因此拿的钱一般来说很少。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帮忙赶人”——赶走别的律所的人——拿到的钱就会更多一些。
“赶人”一般是护士来做，理由是医院为了保障病人休息，亦真亦假。护工则能将其他律所和病人的接触情况告诉与自己合作的律所，以便“截胡”。
听师傅说完，我才知道原来律所找案源竟然都有这么多道道儿。
3
为了让我尽快上手，师傅经常会传授我一些“签单技巧”，比如如何去抓住病人的痛点——老人、小孩怕后遗症，上有老下有小的怕赔偿不够等等；最重要的是，要让伤者明白，“光靠自己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还容易吃亏”。
师傅就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是他刚干这一行不久遇到的。当事人是一个叫罗建国的外地人，在这边的建筑工地干活。师傅通过“铺书”了解到他是交通事故受伤。
开始时，罗建国并不愿意与师傅多交谈，师傅没有放弃，经常去回访，还会自顾自地给他讲了一些交通事故案件处理要注意的问题、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等等。
后来罗建国果然遇到问题了：肇事司机只在他入院时垫了一部分医药费，后来就不垫了，司机在电话里说，现在事故责任都还没划定，他没理由先垫钱。罗建国听师傅说我们律所可以帮忙解决医疗费问题，为了解燃眉之急，便同意跟师傅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
师傅里里外外地跑了几个来回，先是联系司机办理了医疗类交强险的1万元预赔，又去办理商业险预赔，可没有办下来。师傅只好对罗建国说让他自己先垫付，把伤养好才最重要。罗建国埋怨师傅“说话不算话”，好在药费缺口差得不多，他也就没有一直在这件事上面纠缠。
终于捱到了事故责任认定书下来，鉴于当时罗建国是横穿马路，交警判了“同等责任”。听到这个结果，罗建国反而很高兴——他一直以为自己要付主要责任，很是担心。
师傅了解到罗建国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本地打工一年多了，可以参照城镇标准赔偿。于是就给他算了一下大概的赔偿总额，让他自己也了解一下情况——按他的伤情，应该能评上一个“十级伤残”，按照城镇标准残疾赔偿金是7万元左右，再加上误工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杂七杂八算下来总共能得到9万多。
师傅对罗建国解释说，“同等责任”并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分担赔偿，而是在交强险以外开责，分摊赔偿费。如果是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事故，法官还会对承担份额做出偏向于行人的调整。罗建国需要承担的赔偿费用，交强险已经可以完全覆盖掉，他只等着收钱就好。
罗建国听后有些不屑地说：“你算的这些都是官司打赢了之后的事，官司要是打不赢啷个说嘛，你说赔好多（重庆话，多少）就赔好多？法院又不是你家开的。”
师傅无言以对，只能对他说这起交通事故案件并不复杂，只要评得上伤残等级，不存在打不赢的情况。罗建国仍旧不以为然：“律师签案子的时候都说官司打得赢，最后打赢了的有几个？”
见罗建国这个态度，师傅也没在这上面与他多费口舌——反正按程序这个案子到时间去“评残”就行了，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其他案子上面去了。
可就在罗建国做完伤残鉴定、准备去法院立案起诉的时候，却横生了变故。罗建国突然打电话给师傅，说自己已经和司机和解了，不需要师傅再做什么了。
师傅很是意外，跑到医院听罗建国病房里的其他病人说，那几天肇事司机到医院去过几趟，每次去都给罗建国买很多营养品。司机跟罗建国承诺一次性赔给他5万，另外再给他5000元营养费，就算私了。还说：“现在这些律师都是骗钱的，你听他们的话走法律程序，耗时耗力，最后拿到的钱还不一定有我给的多哦。”
罗建国本来就觉得“同等责任”就是他和司机一人承担一半，最后能拿到5万多，已经超出他最初的期望了。被司机几番游说后，最终罗建国跟对方签订了和解协议，然后把所有材料都给了那个司机。
罗建国是在拿到赔偿后才打电话告知了师傅情况的。师傅去医院后发现木已成舟，也没多纠缠，只是告诉他不要后悔，并让他准备承担违约责任。
又过了一段时间，罗建国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他听别人讲司机把他的材料拿去保险公司领取了9万多的保险金，问怎样才可以把这些钱夺过来。
师傅告诉他：没办法——当初是给他算过赔偿金额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能拿到这个数额，只是想拿快钱才跟司机签了和解协议，所以司机的行为也很难被法院认定是“骗”，只能自认倒霉了。
罗建国恼羞成怒，在电话里破口大骂那个司机不是人，还说师傅也不是好东西……
对于师傅讲的这个案例，我一开始只当故事听，觉得还挺有趣的。等后来我开始独自去签案子时才发现，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永远不知道会有多少特殊情况需要去处理。
4
我本来都快要放弃在第一个月“开单”了，结果就在这时，在医院里碰到了一个被小轿车撞倒的小女孩，她爸爸在医院照顾着女儿，正准备走法律程序，我们便很快签单。
小女孩的爸爸姓张，和我还算聊得来，我便喊他“张哥”。一聊才知道，碰巧那时张哥也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他是作为肇事一方——伤者是一对老两口和他们的儿子，来自四川西部偏远高原，完全不懂法律，只有儿媳妇书读得多一点。当时我和张哥聊开了，便说可以去帮他处理。
张哥女儿的这个案子案情清楚，他们又是城镇户口，没多少争议点，只等着“评残”后开庭就行了，我便把重心放在了他在四川这个案子上。
张哥把那家人儿媳妇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希望我去给他们讲讲法律常识，劝他们走正当途径来解决问题。我拨通了张哥给我的电话号码，没人接。我只好去加她的微信，微信倒是通过得很快，我介绍了一下自己，她回道：“我普通话说得不好，怕讲不清楚，所以没接电话。”
在微信上，我把正常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大概讲了一遍，并强调：“要想让事情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正当程序。”
过了好一会儿，她回了一句：“我们想先自己去解决，等到时需要了，你再来给我们说。”
我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并没有说通她。
果然，那之后不久，我有一天突然接到张哥的电话，他口气慌乱：“李律师，我被人围住了，他们围住了我的车，不让我走……”
我立刻回道：“你先别慌，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听见我这么说，他冷静了一些，一五一十地道起了原委：“就是上次我撞的那几个人。他们家带了几十个人，现在把我围住了，要我赔100万，现在逼着我在协议上签字。”
“你不用害怕，现在报警，在警察来之前不要下车，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
大概过了1个多小时，张哥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事情暂时解决了，来处理的民警帮忙进行了调解，伤者一方表示愿意通过正当途径来解决。
我补充道：“你回去了最好再找一下之前给你们处理事故的交警，让他帮忙调解一下，或者至少让交警劝劝，他们对交警相还是相对信任一些的。”
过了几天，伤者家的儿媳妇主动给我发了条消息：“你给我们说一下怎么走法律程序？把你知道的法律知识全都给我发一遍。”
虽然感觉对方语气不太客气，但我还是慢慢给她讲道：“走法律程序最终都是要起诉到法院的，可以自己起诉，也可以委托律师。但交通事故最后的赔偿都是基于伤残等级的，所以要先去做一个伤残鉴定。”
“我们这边找不到律师，伤残鉴定在哪里做？”
我想了想，干脆我直接给他们写起诉状，让他们先去法院起诉，看看那边的法院支不支持“先诉”——就是先立案、然后再让法院来指定鉴定机构；如果这样不行，再让他们自己去找鉴定机构。于是，我要她把他们一家人的详细信息发给我，我给他们写起诉状，并特意强调了“不收费”。
过了好一会儿，她回说：“谢谢，不过我做不了主，要和家里商量。”
第二天，她老公也加了我的微信，说他叫曾富州，就是张哥那起交通事故的伤者之一：“律师，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呀？”
我看着他发来的受伤部位的片子，觉得评上等级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便让富州大哥将他们的个人信息发给我，开始写诉状，一人一份。并告诉他，先拿着诉状去当地法院试着立个案，之后法院的人会告诉他们再怎样做。
诉状发给他们后，富州大哥就没再联系我了，我以为事情应该在按照程序解决，也就没特别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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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张哥有点急了，他打电话过来，说我“收了钱还是得办事呀，可别一直拖着”。
我听了这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们律所和他之间的合同只是帮他处理他女儿的案件，对于他自己的那起交通事故，我不过是道义援助罢了。我好脾气地给他解释，曾家那边我一直在联系，只是他们没有多少反馈，如果他们不是遇见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应该是不会主动联系我的。
过了一段时间，富州大哥终于联系我了，他说他们一家去法院起诉，法院要他们提供伤残鉴定报告——也就是说，他们的地方法院不支持“先诉”。
他说他们准备去成都的华西医院做伤残鉴定，我要他们先等等，等我帮忙问清楚了再说，毕竟医院和伤残鉴定机构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医院都做不了伤残鉴定。
当天晚上，我问了几个所里的同事，了解到了几家在成都比较靠谱的鉴定机构，然后立马告诉了富州大哥，只是他并没有回我。
到了第三天，富州大哥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向我表示后悔。他说应该早听我的，他们自己在手机上查的说可以去大医院做伤残鉴定，于是昨天就去了成都直奔华西，结果到了才知道华西不能做。他让我介绍一家鉴定机构，要“快一点、靠谱一点的”。
到了这个份上，我也只好通过所里的同事给他们联系了一家，并约好了时间。
打那以后，这家人的态度才终于发生了改变。
从曾家人那里得到的反馈变多了，他们也经常主动给我打电话问一些问题，比如要有哪些具体的证据、要采取什么样的格式之类。
他们的伤残鉴定还算顺利，都评上了十级，只可惜他们都是农村户口，并且都没有在城里居住，赔偿总额就比城镇标准少了不少，但总归是得到了应有的补偿。法院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对于这个鉴定结果没有表示异议。
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这件事终于算是解决了。富州大哥对结果还算是满意，张哥和我也不用再操心了。张哥还特地给我封了一个红包，以示感谢。富州大哥他们赔偿款下来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发了几条消息：“真的很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
看着手机屏幕，我长舒了一口气。
6
通过平时与同事交流以及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发现这份工作中最大的阻碍，往往并不是源于案情的复杂或者同行的竞争，而是当事人自己。
2017年6月份，我在医院“铺书”时突然隐隐地听见了啜泣的声音。顺着声音走进病房，原来哭声来自一个阿姨，她身边的病床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年龄与我相仿。大概扫视了一下，职业敏感性让我感觉这很可能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上前搭话，阿姨只是坐在那并不回话。我那时已经习惯了这种尴尬，于是取出一本办案手册递给她，自顾自地做起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
阿姨接过册子，随意翻了翻，问道：“你们能做些啥子哦？”
于是我就将平时说过无数次的话术又重复了一遍，什么处理责任问题、处理医药费，以及后面的评残、出庭等整个流程等等。听我说完，那阿姨急切地问道：“你们真能帮忙解决药费问题？”看着她那仿佛遇见救星般的眼神，我却感觉有些难以往下讲了，生怕让她失望。
不过阿姨不等我再开口，便先诉起苦来。她说躺在床上的是她的儿子，今年刚毕业出来工作，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有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可能是太累了，过马路的时候没注意，直接被驶过的小汽车给撞飞了。“那司机真是眼瞎，但凡注意一点前面的人就不会开那么快！现在娃儿头部严重受伤，身上骨头也撞断了好多根，每天基本没多少清醒的时候……”
“老天爷啷个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啊。前年子他爸才刚刚在工地上出事，现在都还不能下地啊。赔的钱给娃儿买了房子，现在一家人就指望娃儿了啊。”说着说着，她开始呜咽起来，最后转为嚎啕大哭。
我在旁边不知所措，等她哭了一会儿，渐渐平静了，才继续向她了解更多情况。
阿姨姓吴，她老公姓陈，他们老家在山里边，一直在外打工。2014年的时候，陈叔在工地上出了意外，腰椎严重受伤，虽然能站起来，但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了。扯了半年多的皮，最终工地同意一次性赔偿40万。刚好那年儿子毕业，他们便索性就在主城买了一套房子，赔偿款刚好够首付。
吴姨说，他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全靠儿子了。可是现在，儿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医药费还欠一大块，眼瞅着医院就要停药了，却也只能干着急。
听完我的对业务的介绍，吴姨说她自己小学都没有毕业，得先问问陈叔，商量一下，再决定委托的事。
第二天，吴姨打电话让我去医院一趟，说陈叔想让我把合同在电话里念给他听。我赶紧赶到医院，陈叔听完后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让直接吴姨签了。
签过合同，我开始着手帮吴姨处理医药费的问题。
我想着先把一般都能办下来的交强险1万元预赔办下来，先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于是隔天一早来到医院，我便让吴姨给肇事司机打电话，我则以她侄子的名义与对方交谈。那个司机也没多说什么，当天下午就来到了医院，我把吴姨儿子的身份证复印件、伤情鉴定等交给了他，准备按照正常程序去保险公司——递交了材料，差不多两天后就可以把交强险预赔给办下来了。
谁知这时，吴姨突然扭住了司机，不让他走。开始的时候她只是责备司机为什么开那么快，慢慢竟然带起了骂腔。我忙在旁边劝着，让吴姨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可是她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抱住司机的脚，一屁股坐在地上：“你今天不把药费交了，死也不让你走！”
我拼了命地想将吴姨拉起来，可是她纹丝不动，甚至在医院大厅里嚷了起来：“大家快来看啦，看黑心肠的人啦，把人撞了药费都不给！”她这样又哭又闹，司机也只能在一旁委屈解释，说他实在没钱。
眼看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拿起手机在录视频。我实在没办法，只得拨通了陈叔的电话，打开免提，放到吴姨耳边。
陈叔一开口对吴姨就是一顿骂，但吴姨还是不松手，只是说话的声调变了。她委屈地说：“不能让他走，他走了娃儿就糟了……”陈叔可能也受到了触动，口气软了下来，开始跟她摆事实讲道理。僵持了一会儿，吴姨终于松开了手，歪坐在地上，小声地呜咽起来。
我将吴姨扶回病房后，连安慰带劝说地聊了一会儿，待她情绪平复下来，才离开了病房，拉着那个司机赶紧往保险公司赶。
过了几天，保险公司的1万块钱的垫付金打到了医院的账户上。然而这远远不够，我必须得继续想办法——吴姨的撒泼让我实在有些心有余悸。
虽然经过了一些曲折，好在最终还是把商业险预赔给办了下来，有20多万，伤者的药费问题算是解决了。吴姨的脸上也终于有了笑容，直说我是恩人。至此，这个案子算是完成了，后面的就是所里内勤律师跟进了。
可没想到，我一不留神还是出现了意外——其他律所来撬案子了。
7
商业险预赔落实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跑其他医院，基本没去看吴姨。直到有天吴姨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15%的律师费太高了”，“现在有一家律所报价10%”，她要找他们做，“已经签合同了”。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只好在电话中说当面聊，先稳住吴姨。
挂了电话后，我立即给师傅打电话说明情况。师傅显得很冷静：“不要紧的，经常会遇到这种别人撬案子的情况。你去和当事人聊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技巧，尤其对于他们这种不太懂法的，要适当地吓一吓。”
等我再次去见吴姨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全然没有之前的那种热情。
我先是和她讲利害关系，我说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合同关系，他们如果单方面毁约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果然，吴姨一听到“法律责任”就猛地一抬头：“要承担啥子责任嘛？”
我继续解释道：“合同我们已经开始履行了，也为你们办了很多事，如果现在毁约要支付违约金。并且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是会受到法律惩罚的。”接着，我给她讲起了之前类似的案例，同时又讲了我们律所的资质、办过的案例，来解释收费的合理性。
“那现在怎么办嘛？”说到最后，吴姨像是求救似地问我。“现在我和他们也把合同签哒，那个律师说毁约没问题我就签了，不知道问题居然这么严重……”
我想了想，说道：“你现在就不要再接那人的电话了，如果他来医院，也不要把任何材料交给他，直接对他说不找他们做了就行。”
吴姨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他们会不会追究我们法律责任哦？”
“你们现在只有一份合同，他们也还没有帮你办事，材料也没有拿过去。不会有事的。”
好在吴姨按照我说的去做了，撬案子的那家律所也没再来找过麻烦。只是我又得经常性地去看看吴姨，生怕再出什么岔子。
去看吴姨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同行，大多数还是比较懂规矩的，在我说清楚情况之后就会识趣地走开。但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那种强行撬案子的，甚至还会当着我的面泼脏水，说我们律所退案率高、律师水平低，我还因此在病房和同行吵过一架。好在吴姨经历过这件事后也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了。
后来吴姨的儿子慢慢恢复了过来，渐渐地能说话了。待最后评残的时候，头部已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案子总算是稳稳地走到了最后。
后记
可能在其他人眼里，我们这一行就是拉业务、做销售的，这也是事实，本来我们这一行就是参差不齐，可我还是很认同所里主任常说的一句话：
“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工伤，伤者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一般事故发生后他们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我们通常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刻出现，带给他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有误解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必须要准确——我们是联结法律和底层民众的使者。”
我们这一行的流动性很大，很多人都干不长，主任讲这些话有打鸡血的意味，但是在医院行走的经历让我明白，主任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出了车祸，轻则伤筋动骨，重则昏迷不醒，一次事故往往就将一个家庭推向了破碎的边缘。有的小孩出了车祸，在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成了植物人，看见年轻的妈妈在床边啜泣，我们很难会没有共情，只希望能尽自己所能给予一些帮助。
在医院“铺书”、讲一些法律常识的时候，我身边经常会围着一些农民工、大爷大妈，认认真真地听我讲，这样的时候，我才觉得“律政人生”不一定非得是法庭上慷慨激昂。
但这种感觉却又只有那么一小会儿，一旦走出医院，又是无尽的烦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生存，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穿梭，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作者 | 基米先生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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