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二节、“房老虎”是吃香的行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上海住房还算可以（就是有一间房子居住，人均四平米左右，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比)，居者有其屋。住房都是国家分配的，90%的人家都差不多，也不攀比。我在上小学时，家里有个远亲（祖上民国时期在洋行里做的），住在南市区尚文路龙门新邨一幢三层楼带煤卫的新式里弄房，四室同堂，大人家有派头，那时只晓得迪个亲戚屋里条件好，对房子的好坏、大小没有现在人那么在乎。南市老城区的住房大都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和私房，居住条件都差不多(像龙门新邨那样的新式里弄很少)。一般人家四、五口人住一到两间房，总面积20到30平方米，木有卫生间、木有独立灶间。也有的住旧式里弄房，把20几平方米的一房一隔为二，大人困里头（面）小人困外头或者搭只阁楼让小人困，也木有煤卫设备的。就如夏衍的经典话剧《上海屋檐下》里那样，一幢老式石库门里要住五户人家，厢房20到30平方米一上一下住两户人家、楼下客堂间20平方住一户、楼上前楼20平方住一户、后面亭子间面积小一般也住一户人家。五户人家合用十平方米不到的灶间，在里头汰（洗）衣裳、淘米、汰菜、烧饭,侬讲人碰人要吵相骂伐。人家讲距离产生美感，天天碰了一起侬讲促气伐（生气吗）。迪个辰光依帮房管所的房“老虎”吃进关系（拉上关系)就不一样了，住了楼上伊帮依搭阁楼开老虎窗，住了楼下的伊帮侬在天井里搭间灶披间，依讲和房“老虎”的关系重要伐。住了“上只角”的房子要好一点，因为“上只角”都是有铜钿人家，住的都是新式里弄和洋房都有煤卫设备。除了资本家、知识分子家庭(因为私改后还保留150平方米一户了)、就是当官的，住一组带煤卫的洋房与住20平方米一间老式石库门房子的人家差距还是很大的。住棚户区的更要差一点，但像“旱船”、“水上阁楼”、“滚地龙”基本得到了改造，像滑稽戏72家房客里的情况也基本解决了。迪额辰光上海的住房基本维持在人均4平方米左右，所以对于要求不高的上海人来讲还过得去。
文革后五十年代“光荣妈妈”（鼓励多生育，生育大跃进，养五、六个小囡不算多)辰光出生的都长大了，住房就紧张了。民国后到上海来的(1949年左右来的年轻人算第一代新上海人)第二代长大了要结婚，住房紧张了。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原有的住房里开老虎窗搭阁楼或将天井搭间小屋，作为结婚用房就成为必须要做的，否则不能结婚传宗接代了。迪额辰光房管所做的“房老虎”就吃香（热门）了,申请报告来不及批，开后门，找关系通路子，“房老虎”屋里厢门槛也踏破了。开不了后门找不到关系的，只好混病假到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台对面和炎水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调房子的地方）摆地滩调房子，电线木头上贴调房子小广告，当时会调房子的男人算头子活洛的。从小房子调到大房子，从“下只角”调到“上只角”（南市区、杨浦区、闸北区算下只角，卢湾区、徐汇区、静安区算上只角)。在房管所做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凭结婚证明可分到房子。有本事的管理员可从亭子间调到全独用的公房，从南码头路（下只角）调到淮海路(上只角)。自己调好、帮家里人调，有空再帮外头人调房子捞点外快，侬讲“房老虎”吃香勿吃香。
住棚户区私房的只好向高空发展，平房翻楼房、楼房搭碉堡，当时没有人敢违章建筑也不敢占道搭建。文革后就不对了到处都是违章搭建，原来好开汽车的后来只好走黄鱼车，好走黄鱼车的只好走脚踏车（自行车），有的棚户区弄堂人只好侧过身来走，听说房管所有意放任不管（当时有内部政策叫搭搭放放），因为没办法解决住房问题。建筑材料单位捞一点，请“房老虎”朋友帮忙解决点，凭证明买一点,利用休息天请亲戚朋友帮忙就搭起来了。记得当时水泥很难搞到，只好用电石糊（烧电焊的废料）代替，做落地有一股刺鼻味道，砖头买不起只好用煤渣砖（单位食堂烧炉子用的大煤粉砖）代替，穷则思变，办法总比困难多，外墙壁用石灰水刷一下，内墙壁用白纸头糊一糊，一间婚房就搭好了。为了搭房子、翻房子（重新整修）兄弟反目成仇，邻居大打出手（枪地盘）。但是棚户区私房搭间房间结婚要比住石库门房子方便，所以寻对象的差距也缩小了。实在木有花头（办法）的只好找阿乡（本地郊区的农民）了或者嫁到闵行(60年代闵行开发成工业区，有闵行电机厂、闵行重型机械厂、闵行锅炉厂等都有职工住房)、金山(70年代建成金山石化总厂也建了许多职工住房)去了。那时可不好未婚先孕否则要受单位处罚的（严重的开除、轻一点的扣奖金和不得加工资、如是学徒工延长学徒期限、入团入党提干侬想也勿要想了)，那时也勿能打胎的，属非法的也是要受单位处罚的。认得医生开个后门或者到乡下去（乡下卫生院比较松)自家打胎解决，所以男女轧朋友木有房子是万万勿来赛额。
当时阿拉隔壁的老宁波对伊拉女儿讲：小娘鬼（小姑娘）侬寻(轧朋友)房管所的小江北（江苏省江北地区的人），我拿侬两脚骨敲断。当时在上海宁波人是看不起江北人的（从上海民国房地产发展史来看，住在棚户区的江北人居多，伊拉多数是撑船沿长江而下进入黄浦江，再到苏州河沿河岸而居)。宁波人做账房先生和经商的多（宁波人到上海来是学生意居多)，而江北人出苦力的多（江北人到上海来逃荒的居多)，如黄浦江、苏州河沿岸的码头工人，好一点的如杨州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扦脚刀，就算做裁缝，宁波红帮裁缝也要比江北裁缝吃香。但是到了文革时期侬木有办法，房子紧张，小江北在房管所做额结婚好配房子，女大当婚，朋友轧轧要轧出事体来额，生米煮成熟饭了（小姑娘肚皮里有了）侬老宁波也木有办法，只好成全小江北了。所以讲“房老虎”还是蛮吃香额。
我也不是看不起江北人，我自家就是个“半江”（我娘是江苏泰州市人、爸是浙江平湖市人)，当初我娘就是不愿意被爸屋里厢（家里）人看不起而不顾爸的反对，放弃了“上只角”的煤卫设备搬到“下只角”南市区木有煤卫设备的石库门。人家讲美国白人对黑人有种族歧视，阿拉上海人也有地域歧视，所谓的白人歧视黑人，“上只角”看不起“下只角”额人，宁波人看不起江北人，我认为主要还是富人看不起穷人。侬像阿拉（我们）原单位的江北人领导，住了上只角的宁波人看到伊低头哈腰，皮笑肉不笑的打招呼，就像现在打工的看到老板一样的尊重，所以一定要缩小贫富差距。现在上海经过改革开放，外来人口已占到三分之一还多，在80后、90后这一代人中地域歧视基本消除了，现在上海的棚户区也拆了差不多了，看不起江北人的现象基本木有了。迪额也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上海人的精神文明也得到了发展，今天的上海人更加开放和包容（这是题外话）。
当时流行的四个吃香行档就是：1、菜场卖肉的营业员（卖鱼、卖豆制品也算的)，因为肉、鱼、豆制品都是凭票供应的生活必需品，购买时认得不认得相差蛮多额（吊秤积少成多），这直接影响到屋里厢的生活质量。当初消费除了吃，其它占的比例很小，如用现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计算）要达到90%，有的光荣妈妈家庭（多子女）达到100%（有时小囡饭都不够吃），所以跟吃有关的都是大事体。
2、驾驶员，计划经济时代，驾驶员是个肥差，连电影《青松岭》里赶马车的钱广都滋润得“得瑟”（这句话摘自2014年10月1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王安的文章)。当时能做驾驶员的在单位都算有花头地（帮领导开小车的更吃香，做私生活便当，单位开后门也方便)用车方便，当时没有搬场公司的，结婚、搬场（家）、到效区去采购点农副产品，不认得驾驶员是不来赛额。
3、医生，医院里的医生有开病假权（当时混病假的人很多，吃大锅饭做与不做差不多，病假工资打八折)和处方权（开药）。
4、“房老虎”算最吃香了，与侬住了好坏直接搭界（有关）額。那么为什么没有“三、六、九”（民警）呢，文革中（有文攻武卫取代了民警的许多职能）除了犯法，日常生活中与民警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不像现在户籍可以要求变动，如事关动迁就不得了了（本市的），那时户口不能动的，所以民警没有大花头属于暂时靠边站朋友。如果讲，一家人家具有以上四种资源，这家人家在当时算土豪人家了（因为当时36元万岁，钞票大家差不多，商品紧缺有钱买不到，处处靠关系)。
举个例子：医生要结婚，当时女方唯一的要求男方要有房子（不是现在的一套房，只要是能放一套家具的一间房子)，没有房子只好寻“房老虎”帮忙搭个阁楼或者将原住房一调二解决婚房。结婚家具开个后门总算凑满三十六只脚（一套完整的家具），搬到家里要请驾驶员帮个忙，否则只能用黄鱼车拉回去，多没有台型啊（当时没有送货上门的)。办喜酒，每桌全鸡、全鸭、红烧蹄膀、糖醋黄鱼还有其它不算这四大主食的鱼票、肉票，侬如果不去找菜场卖肉的帮忙，侬是无论如何凑不满三桌额。侬要问为啥不到饭店里去办酒水，侬讲得轻巧，铜钿呢？36块一个月又没有奖金（当时讲医生只拿36块赤膊工资，工厂里工人除工资外每月还可拿到5块左右的奖金)，当时是不兴送红包的，一桌酒水老贵额，侬要上饭店谈也不要谈。医生只能用处方权和开病假的权利去开后门了。所以如果哪一个男人能调动起这四个资源一定是扎台型（争面子）、路道粗（人缘很广、关系很多）、丈母娘欢喜的人。所以在文革时期没有吃家生（出事体）的“房老虎”，还是蛮吃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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