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在过去，在我们好象是天经地义之事。自从我们发明了火药之后，似乎其主要作用就是在节日期间，增添欢喜的氛围了。
想想真有意思，火药的发明，竟是由古代炼丹家所为。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于做神仙并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与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配方。
隋代时，就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而黑色火药在唐代时候正式出现。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郑瑶攻豫章（今江西南昌）时，曾用飞火攻城，这是我国目前已知使用火药武器的最早记录。
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州乃至世界各地。这就是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后来才为世界所知所用。中国人率先把火药用于攻城掠地的锐利武器，而后来蛮夷才逐渐对其进行开发，用作自己开疆拓土的利刃，且越来越锋利无比，端的是所向披靡，勇不可当。
据官方记载，中国火药的发明，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中国在火药发明中的作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火药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昔日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渐衰落了！火药的发明，大大的推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重要支柱之一。
这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我们发明了火药，不能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自唐以来，直到满清王朝，这期间，火药的功用都干什么去了呢？虽然零零星星有所记载，说是古人也用火药于军事作战之中，但最终还是被铁马剑戟所淹没。只在军事战争历史的长河中卷起那么一丁点浪花，倒是在逢年过节时，被历代王朝变成了粉饰太平的爆响，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直到满清政府被揍得鼻青脸肿，才意识到火药的威力。待到醒悟过来，已是回天无力矣。
古人把火药用于制造烟花爆竹，不知源于何时，而且极尽对其赞美之声。尤其是在重大节日场合，烟花爆竹更是不可或缺东西。有人说，逢年过节燃放这个玩艺儿，可以驱邪避灾。但自从它被用于节日的必备物品之后，也没有见驱过多少邪，避过多少灾，倒是邪得更邪，灾得更灾。积贫积弱，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的欺凌和压迫。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烟花爆竹却是历史的罪人。设想，当初古人发明火药之后，不是极尽所能地运用于搞这些花拳绣腿的所谓节日庆祝，而是大力开发其潜在的功能，我想，或许大唐盛世那种引领世界潮流的风骚，能一直延续至今呢。根本就没有其它人的嘛事儿。
如今，大量燃放烟花爆竹，已成为公害。燃放后的硫磺硝烟污染空气，给本来就很严峻的环境污染雪上加霜。而且，年年燃放爆竹还引发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其震耳欲聋的巨响，惊悸老人，恐骇孩童，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而引发的火灾，让消防车疲于奔命。它，已成为危害人们生活品质的实实在在的杀手。
因此，过年禁止燃放鞭炮，在全民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受到众多人的一致拥护。
可是，一场疫情突如其来，且反复发作，让有些人又有些动摇了。在思想意识上，有些疑神疑鬼起来。对于疫情的发生，有个别人归咎于过年没有燃放鞭炮所致，认为老祖宗当初过年放鞭炮，就是驱邪镇魔，如今不放，那妖魔们便出来作祟了。而且，燃放鞭炮所产生的硫磺硝烟，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云云。
听着振振有词，看似很有道理，细想实则可笑与愚昧。把过年的福祉寄托在放炮驱灾辟邪上，把赶跑病毒的美好愿望融铸在硝烟炮火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只认“五子登科”的某些现代人的大脑里，还有如此不着边际的愚想，实在是不可思议。
其实，不论过年也好，或许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也罢，都有一个经受住时代考验的选择。大浪淘沙，凡是与时代发展相违背的，理应予以抛弃或者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必须狠起手来进行坚决的断舍离。
诚然，有些旧的东西，与我们的感情丝丝相连的，乍一抛弃，总是有些舍不得，不习惯。就如过年放鞭炮一样，我们习惯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热闹，肯定对于无声无息安静过年有着一种陌生，一种寂寞，一种感叹。
但是，生活往往并不总是热热闹闹就是好的，它更多的是在于一种从从容容的宁谧，并在宁谧中将幸福发酵得更加甘甜和完美。更何况这种安安静静过大年，从科学角度来讲，是对于环境的治理最有力的支持呢。
所以，烟花爆竹们，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而取而代之的是玩更大的烟花爆竹，挖掘其更多功能，比如保家卫国；比如用作强大动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等。
惜乎老祖宗们当初未能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才搞得墙里开花墙外香，一个落后的举措，被人扁来扁去若干年，作为后代的我们，千万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再拾陈腐迂儒与愚昧，用句老话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哈。
我们不能总是抱着九斤老太那种”我活够了，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消积思想，我们正在开创古人所从未有过的辉煌时代，一定要齐心协力，使古老的春节赋予它全新的内容，让它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文明之花，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经久不绝，绵远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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