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从地市级的市长贬为边远县城的一个武装部副部长。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突然被贬为谪居落寞的朝廷犯官，第一次经历人生巨大转折的苏轼是怎样度过那些被贬的日子的？他将面对怎样的生活和人生？
苏轼生性耿直，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脑瓜子也是嗡嗡的。刚到黄州时，他情绪极其低落，脑子昏昏沉沉的，白天整天在家睡觉，只有晚上趁夜深人静时才出去散散步。换做一般的人，可能就会在黄州终老了。可是庆幸的是苏轼没有就此消沉，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眼光自我反省，也开启了他的重生之路。
佛教中有一种概念叫“做业”，做业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和思想。苏轼认为原来在朝廷中嬉笑怒骂系自己“口业”太重，必然要遭到报应。所以他决定在亲身耕种中去掉多愁善感的文人气息，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概；在读书著作中去掉自己身上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重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和农夫交流中去掉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
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争取到五十多亩荒地，主动脱掉文人的长袍换上农夫的短打，开始了对于他来说如“炼狱”般的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的身体得到了锻炼，使他能从容面对黄州湿热的的气候。
亲自耕种解决了苏轼一家物质生活的难题，但精神生活的难题可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不朽的人生由立德、立功、立言组成，对于苏轼来说立德需要一生的积累，立功对于一个“罪臣”来说也不可能了，只有立言可以实现了。所以苏轼在黄州期间别无用心，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著述中。苏轼说：“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著述，在一两年的时间完成李对《论语》《周易》的注释工作。”（《与腾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论语说》和《易传》的完成，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潜心著书立说帮助苏轼度过了初次被贬时最难过的那段时光。
苏轼生来就是一个为朋友而活着的人。苏轼的朋友很多，交友也很广泛，他有两句名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蓼花洲闲录》)在黄州他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彼此友善相处，不论身份地位高下，不论个性差异，言语间也无所顾及。一次他和几个人一起聊天，可巧这几个人笨嘴拙舌，越聊约没劲，苏轼便一再请求其中一人将鬼故事，岂料那个人连鬼故事也不会讲。苏轼便说：你姑且妄言之，我们姑且妄听之。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彼此间无话不谈，无事不言，尽欢而归。也正是因为苏轼有如此坦荡的胸怀，周围的朋友才能以赤子之心相待，才能使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是如此，才能帮助苏轼驱走心中的阴霾，迎来更阳光的自己。
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也是他给我们以启示，人生遇到挫折，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应该重新振作起来，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如苏轼一样潇洒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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