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8.28

与地质学家在无限时间里把1950年后人类的核时代定义为“人类世”不同，社会学家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二战后到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坍塌这段稳定时期定义为“责任时代”。

那个时代的领导人和人们都经历破坏力极强的战争，在核武器和民意的制约下，都有着共同的焦虑和恐惧情绪，这种忧虑制约了他们走极端的作为，慢慢地、艰苦地造就了相对的和平和稳定，促使全球化互联互通高度发展。但是，作者提醒人们记住两点，一，这样难得的和平年代是现代时期的一个例外。二，已经结束。

在人们最需要通力合作应对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气候危机时，几乎全世界都龟缩回各自的圈子，各走各的极端。科技、文化、艺术、人的生存繁衍和各种主义都受到挑战和讨伐。

《逆流年代》作者以色列记者纳达夫.埃亚尔以一个旁观者身份，以及记者所必须的无情目光记录着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作者认为，这所有的挑战和讨伐也许会引出一个更公正更强大的世界体系来平衡、引导并促进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合作，但这乐观只是也许而不是必然。

责任时代结束到现在的二十来年，作者说“如果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什么是天注定的，也没有什么进步是不可逆转的。进步看似强壮，但其实相当脆弱。它完全取决于各个社群是否愿意时刻准备着为它而战，取决于领导们是否决意不做傻事。”

本书在开篇序言就肯定了在新冠疫情面前 ，首当其冲的中国采取的果断措施，为世界范围的行动的成功赢得了时间，减轻了疫情更致命的影响。指出西方人用本土文化和本地方式对待一场全球性的疫情是个错误。

流行病的传播恰恰揭示了什么方法是最高效率、最具能力，14世纪米兰统治者强制隔离爆发黑死病的家庭，在第一波大流行期间挽救了许多百姓生命；也暴露出哪些人无用又危险，比如疫情肆虐时在兴高采烈玩高尔夫球的特朗普。这样的比如用在现在夏威夷大火时在怡然自得度假的拜登，和泄核污染水入海而镇定自若的岸田文雄身上毫不违和。“在黑暗的时分，眼睛开始看清。”美国诗人迪奥多.罗赛克写道。

疫情传播期间大范围的对正确解决方案的抗议活动，实际上是人们对全球化下普适基本价值观的怨声载道，是对全球经济不平等的愤愤不平，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仇恨和无知的爆发。所有人在全球化面前都面临着安全感、身份认同和生计的缺失， 这三者也正是疫情放开后到现在我们自己也同样面临的问题所在。

想起前一阵柴静的复出，在本书作者写作的“责任时代”大前提下，柴静复出的对恐怖组织依旧犀利采访格外有深意，我没有细看，但记住了其中一句话，大意是恐怖组织实际的本质是恐惧。或许那些大声咒骂反对柴静的那许多人内心深处也隐藏着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恐惧吧。想要找理由怎么找都是对的。

真相，有时候最伤人，不是吗?看看曾经主持“实话实说”崔永元的抑郁。新闻本身就是主观的真实、质疑，难免有记者本人的客观意识，引领人们关注思考和发问，但遗憾的是二分法的极端常常是人最愿意走的简洁路径。

我每个星期都会打开湖南卫视“你好星期六”好六街栏目，跟七零后的何炅和一群九零后、零零后在许多精心设计的纯粹娱乐游戏里可劲傻乐一番，大笑出眼泪，加满快乐的油，毕竟单纯的快乐已经太难得了。然后心情平静的入睡，继续开启生活，谁还不是个普通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