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话剧创作
一、离京回川
苏联专家撤走后，表导进修班的外地同学都在收拾行李准备离京，就在这时候，学院党委书记找到父亲，要求父亲留校担任表演教师，书记讲，苏联专家培养的学员中，除本院原有的老师外，其他的有些是剧院的院长，剧团的团长，北京人艺和总政话剧团的是调不动的，只有父亲比较年轻，在单位里又没有行政职务，最终考虑唯一能留下来的，只有父亲一人。父亲告诉书记，自己的想法是将这几年在进修班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回到基层进行艺术实践，如果调来中央戏剧学院，只能教一辈子的书，缺乏实践经验，想等将来在基层实践了几年以后，再来中戏教书，就像苏联莫斯科艺术大学的教授都是剧院的导演。书记讲，中戏有实验话剧院，父亲可以调到实验话剧院任导演，兼戏剧学院的教授。最后书记说，你是共产党员应服从党委的决定。没有办法，父亲只好应承下来，但是他提出要先回成都把调动的事情告诉爱人，回京时绕道河南老家探望双亲，之后再来办调动手续，书记同意了。父亲把行李留在了学院，只背了一个小包就径直坐火车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后，父亲找到了剧院的院长，将毕业证书及学业鉴定给院长看，并把戏剧学院要自己留校当表演老师的事，向院长作了会报，但院长不同意父亲调北京，要父亲从明天起参加剧院下乡演出的活动，父亲告诉领导，自己的行李还在北京，戏剧学院不让拿回来，只是请了几天假回老家，院长要父亲别操心这件事，他们会派人去取回来，要父亲全力以赴下乡演出。第二天，父亲就跟着剧院演出二队，拉着板车，开始了剧院送戏下乡的活动。
从北京学习回来时的父亲
二、《布谷鸟又叫了》
演出二队的导演是剧院艺术室主任兼导演的栗茂章栗主任，队长是栗主任的爱人徐琪。栗主任从小参加革命，自学成才，在剧院导演过不少剧目。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在剧院和演出队里，同大家打成一片，没有领导和导演的架子。当初，他全力推荐父亲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父亲到演出二队后，栗主任经常在演出空暇时，把父亲叫到他身边，向父亲了解在进修班学习的情况，询问父亲在导演专业上的学习心得，有时约父亲坐茶馆，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父亲对他这种虚心学习的态度非常感动，所以也毫无保留的把几年的学习心得全部告诉他，慢慢地，父亲与栗主任就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在巡回中演出他导演的话剧时，栗主任总是主动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总是从学到的理论高度给他提出很多艺术上的建议，在艺术创作上，他俩到了无话不谈的境地。
巡回演出中，剧院领导决定演出二队排演一个表现农村青年生活的喜剧新剧目《布谷鸟又叫了》，任命演出二队的队长，栗主任的夫人徐琪为该剧的导演，但栗主任一定要父亲和她联合导演，并要以父亲为主，让他爱人徐琪跟父亲好好学习。这是父亲从北京学习回来后首次执行导演工作，父亲把在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有关生活喜剧的导演方法，应用在这个剧目中，深入发掘喜剧因素，准确把握喜剧节奏，精心设计，精心调度，精心处理，演出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夜场演出场场爆满，观众还要求加演日场，为演出队在场次和收入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正在这时，剧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演出一队、三队的导演下到父亲他们正在巡回的县上来视察工作，正碰上父亲他们排演的《布谷鸟又叫了》日场演出，剧院的领导们直接来到剧场，坐在前排观看，当时父亲非常担心演出效果，因为这个场子四周全是大窗子，阳光照得观众席透亮，舞台上的灯光显得昏黄，加上剧场旁是个广场，这天正赶上是逢场天，广场上赶场农民做买卖的吆喝声、嘈杂声传进剧场，非常干扰演员的台词声，剧场里的观众大部分是赶场的农民，不太听得懂普通话，所以演出的气氛和效果要比平时差很多。看完了演出以后，剧院领导开了一个会。会后，栗主任对父亲讲，《布谷鸟又叫了》这个剧目，剧院的三个演出队都进行了排练和演出，这次下来的导演中，就有另两个队的导演，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将三个队的演出进行比较，演得最好的就可以回成都进行公演，父亲急忙问，领导对这次的演出有什么评价，栗主任告诉父亲，领导一致决定让我们二队回成都公演，栗主任还告诉父亲，院里还决定让我们演出二队排演新剧目《把一切献给党》，院长要求栗主任任导演，而栗主任向领导提出由他和父亲联合导演，院里考虑父亲刚从中戏毕业，要父亲从剧务和舞台监督干起，当时父亲心里对这个决定有意见，因为毕业时，苏联专家给父亲做的毕业鉴定是“可以胜任剧院的专业导演工作”，而且在《布谷鸟又叫了》一剧中，也检验了自己的导演能力，并不比剧院其他两位导演差，现在不让自己单独执导，连联合导演的资格也没有，实在为自己抱不平，但是父亲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干出色，总有一天会让领导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的导演能力！
三、“克隆”话剧
虽然在1958年还没有“克隆”这个词语，但是“克隆”话剧的现象却早已存在，当时北京上演某个话剧剧目，演出比较轰动，其他各地的话剧团体和艺术剧院就派导演到北京观摩，有的导演还带一批美工、灯光、服装、化装和主要演员等主创人员，回来以后就照猫画虎地排演出来，由于当地的观众都没看过北京的演出，所以演出还是很受欢迎的，但这种“克隆”只是照搬别人的演出，谈不上艺术创造，而在北京同一地的两个演出单位同时上演同一个剧目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观众会去看两个演出，这样就考验出双方的导演功力了，如父亲在北京看过青年艺术剧院由金山导演的《上海屋檐下》和欧阳山尊在戏剧学院导演的同一个话剧，两个导演的处理就完全不同，从两个演出中都可以看出各自导演对同一剧本的主题思想的不同的诠释和解析，对艺术细节的处理也是手法各异，在布景、道具、服装和人物造型上也完全不同，观众看完演出的感受也迥然不同，这说明在话剧的创作上，导演的创作水平，创作能力，艺术上的探索是各有千秋，不可能雷同的。
《把一切献给党》一剧在排练中，导演栗主任并不认为父亲担任的剧务工作，只是打打杂，端端开水，招集一下演员，而经常把他对剧中的处理方案告诉父亲，让父亲提出意见，在排练中碰到的问题，也让父亲要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和方案，对父亲的意见，他总是虚心地听取，并付诸实施。排演结束后的公演，场场客满，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剧院领导见该剧非常卖座，一个月的团体票一下就订完，便决定让另外一个演出队也排演这个剧，如果两个队都同时上演《把一切献给党》，就可以为剧院增加一倍的收入，超额完成全年的预定的场次。但在决定由演出一队担任复排《把一切献给党》的时候，栗主任被省委调去参加省委工作团下乡出差，剧院院部召开了领导会议，商议复排的问题，父亲作为剧组的舞台监督和剧务，列席了会议。会上，院长宣布了关于演出一队复排《把一切献给党》的决定，因栗主任要出差，把复排的导演问题，交与会者讨论。当时有人提出，因父亲从头到尾参加过此剧的剧务和舞台监督，又导演过《布谷鸟又叫了》，提议让父亲召集一队的进行翻排，一切按照原导演的处理，同时让演出一队的演员把角分配一下，并让他们每天进剧场观二队的演出，扮演哪个角色就仔细观摩哪个角色，对号入座，这样达到现在公演的水平，并不困难。但是院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会议沉默了几分钟，坐在一旁的父亲心里非常难受，想到领导对自己的评价，竟然是连复排(克隆)的导演能力都没有，后来院领导商议后决定，向上级打一个报告，请求把栗主任留下来，等把一队的戏排好了再去工作团报到。但过了几天，院部的秘书通知父亲，由他去一队复排《把一切献给党》，因为省委没同意把栗主任留下来，而且栗主任也向院领导推荐父亲担任复排导演，说父亲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且可能比他导得还要好。就这样，院领导才同意父亲担任演出一队复排《把一切献给党》的导演。
演出一队是剧院主力队，演员中大都是剧院的主要演员，且老演员居多，排练开始后，他们一到排演场，就对父亲说，二队的演出他们都看了好几遍，对原来导演的处理和调度都已心中有数。父亲明白在他们的心理，自己这个执行导演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排练的召集人，这明显是不相信自己的导演能力。但父亲却决不应付了事，他按照自己对剧本的理解，根据演员本身的条件，重新处理和塑造人物。一开始，父亲让大家讨论，两个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即A、B角)时，是两个演员在表演上完全一样，还是根据演员自己不同的自身条件，对角色赋于不同的色彩。父亲举出在北京同一出剧目，两个剧院不同处理，特别是同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各有千秋的例子，说明演员应该根据自己条件的特点赋予人物不同的色彩，这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打消了原先想“克隆”二队所演出的念头。但是在具体排演中，仍有个别老演员指出，这里的处理和二队的不一样，那里的调度二队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父亲也不去反驳他们，而是耐心地从人物性格逻辑、情节的发展规律，有理论依据的阐述为什么要现在这样处理，使他们听得口服心服。这样不但顺利地进行了排练，也使全体演员了解了父亲的导演功力，很自然地在大家心中建立起了导演威信，排演结束以后的连拍彩排，都受到了全院的肯定，很快在另一家剧场进行了公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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