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腱断裂之后（二）

（二）顺利的进行了手术

（续跟腱断裂之后（一））

    成年后也只有一个人时才会肆无忌惮的流泪，尤其是男人。

    我的泪水中有对家人的内疚，非职业运动员但却遭了职业运动员的意外，久后必将影响生活且增添家人额外的担忧；有对领导同事们的感激，事发之后，虽工作迫在眉睫仍报之以大度，嘱以安心手术养伤，且不厌其烦的担负起本该由我完成的工作；有对朋友们的感动，我只身安居武汉，在茫茫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里恰如落叶浮萍举目无亲，急迫间所能倚重者唯朋友而已。

    “事已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电话了老婆，轻描淡写的告诉以事情原委，以免她过于惊吓而不能专心的走路。在这样车流如海的城市，走在路上容不得大脑去开别的小差，否则出现意外的几率将一定不会低于我毫无征兆的跟腱断裂。

    电话了姐姐，电话那头的心疼沿着奔驰于空气之中的无线电从千里之外传到我的耳朵里，将同胞血脉之亲也传到了我的心里。姐姐说：“弟弟，你不要担心。在我看来，我们过不去照顾你；LL也需要工作，也不能天天伺候你；咱们还是请爸妈照顾你一阵子比较妥当，再者说，出现这样的大事，瞒是瞒不住的”。

    于是，我电话了爸妈。爸妈执意要坐当天晚上的卧铺火车，因为这是能来到我身边最快的方案。第二天一大早，爸妈拖着行李出现在我的病床边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从家里出发，转了四次乡际班车花了约五个小时辗转到鹤壁火车站，然后怀着不安的心在火车上整晚难眠，到武汉转了两次地铁，迫不及待的一路摸索着到了我的身边。

    我的主治医生是K教授，是主任医师，简介上说擅长领域为“骨科创伤显微修复包括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四肢骨折合并血管、神经、肌腱损伤及皮肤软组织缺损骨外露的显微外科修复”。抛开之后的手术效果不谈，单单是见到的第一面，就给人以值得信任的印象。K教授身材高大，差不多是我两个加号的规模，硕大的白净面庞上架着前主席样式的大框眼镜，一双不大的眼睛被衬托出博士才有的十分睿智的样子——接下来的对话也确实显示了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如此。

    K教授走到病床边对我的家人说：“这几天你们要辛苦一下了，不过不要太担心，这是普通的手术”。我心里既乐且喜，但也抱有不少的怀疑——乐的是在他眼里这是普通手术；喜的是应无大碍，至少说明他很治；但世上最能贻害无穷的首先是政治家的大话，其次就是医生的了，所以我怀疑的无非是他这句轻描淡写的话。K教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示意坐在病床上的家人们挪到边上去，然后弯下腰，掀起盖在我伤脚上的被子，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沿着跟腱部分上下捏了几次后，说：“还好”。这至少宣告了治好的大有希望，但具体好到什么程度，我似乎应追问一下。

    我说：“K教授，这个以后不影响走路吧？”

    “不影响，康复后跟之前没有区别”，K教授微笑着答说。我的悬着的心开始有了一点踏实。

    我说：“还能剧烈运动吗？”

    “可以”，K教授微笑着答说。我的悬着的心几乎要落地了。

    我说：“我喜欢打羽毛球，还能不能跳杀哦？”

    “对弹跳会略有影响，但不大”。K教授微笑着答说。我的悬着的心又马上的悬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说：“会影响多少呢？”

    “小伙子，你之前能跳多高？”

    这个时候我一贯的调皮了一下，说：“那取决于观众的层次，平常差不多50厘米，有美女在场的时候不好说，一米五或许也有可能。”

    “哈哈哈……不错不错，以后有美女也可以跳到一米五”。K教授爽朗的笑着答说。我的悬着的心终于一下子落地，身边的家人们也露出了放心的喜悦，只有我老婆LL面有不易察觉的愠色——这肯定是因我刚才放肆的比喻所致。虽然面对的是一位医生，但良好的交谈让我不自觉的相信：他说的并非谎话。更何况在他们走时，他的助手样子的医生对我说“你是喜欢运动的，科比刘翔你应该都知道，最近辽宁男篮李晓旭你也应该有耳闻，他们都能重返赛场……”。直到现在回头想想，也确实如此，因为不断的有人告诉我“你的球技好像有了提升”。

    一直到爸妈到来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才被推进手术室，在此之前，是各种术前检查，爸妈和LL带着我穿梭在马蜂窝一般的医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而我，坐在轮椅上，仿佛又变小了，幻想着二十七八年前父母推着婴儿车里面的我应该也是类似的模样。

    爸妈和LL陪同着医生把我送到手术室门口，他们就不被允许入内了，剩下我一个人躺在手术用推车上被医生推着拐来拐去不知拐了多少个弯儿，终于到某一处阴冷的手术室大厅内，盖着厚大的医用军绿色棉被与很多同样躺在手术用推车上的很多病友一道，开始了漫长的术前等待——手术室内的术前等待时间应该不止我一个人会觉得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一位女医生——听声音年龄应该不大——命令似的让我在手术单上签字，两三页纸，大概几十种术中可能造成的意外情况都包括在内，在根本不可能完全看清并理解的情况下被催促着签了，反正别无他法，这都是医院摆脱责任的例行公事——不论如何，此时此刻，只能相信他们。

    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是被他们从睡梦中叫醒，接下来要打麻药。这个环节现在想想都提心吊胆，两个小年轻——目测怕是还没有我年龄大，倒不是有以年龄断定他们水平低的意思——拿了带了很粗的针头的针管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然后在伤腿上仿佛是拿着尺子——因为我分明感到一到类似尺子贴在肉上的冰凉——在量测，应该是在找某个应该注射的血管或者筋的意思，这马上激起了我对他们经验和水平的不信任，并且陡增了害怕的思绪。扎了几次后都失败了，最后不得不叫身旁另一个人过来帮忙，还好那个人一次就非常自信的说找到了位置。无怪乎英雄们都说：死并不可怕，怕的是敌人拿刀的业余的动作。然后就在我的右臂上也给了一针管，慢慢的，之后的事情我就十分不知道了——我已被全身麻醉。

    第二次被他们从睡梦中叫醒是手术结束后，我感觉到有人在我耳边不停的喊“醒醒……”并不停的拍我的脸，直到我醒了过来，他们才安排人把我推回了病房。在需要把我移到病床上时可犯了难，病房里除了我爸没有人能施以援手（我妈和LL不行，担心她们力量不够，得找一口气能把我移动到床上且不能碰到伤脚的力气足够大的人），小女护士还在不停的催——在此不得不说一下，单就同济医院的护士来看，白衣天使可能是折了翼了——我爸只能从旁边的病房一个个挨着求人帮忙过来抬一下我。

    好在天下还是好人多。待我终于再次回到病床上，从进入手术室算起已是约三个小时后了。我爸在床边双手卡着腰，仿佛有些喘气，我立马不自禁感觉到一丝伤感，曾几何时觉得高大年轻有力量的爸爸在不知不觉中正在慢慢变老嗬。

    躺下前，我撇了一眼伤脚：像个粽子似的被包扎起来，丝毫的没有感觉到疼痛。身边病友们用经验的语气告诉我说：“麻药劲还没有下去呢，大概晚上会开始觉得疼”。坦白说，这个我倒不怕，因为过了会儿依然微笑着的K教授过来巡查病房时，告诉我和我的家人：“手术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