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回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推动一座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它给出的答案是，那些来到城市打拼，和城市共同成长的人。
罗威廉认为，汉口这座城市在清代中晚期就发展出了多样的商会组织，它们不仅主导城市的经济发展，还负责城市日常事务的管理和运行。商会组织的出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现代中国城市出现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会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因为西方现代化大潮的冲击，而是扎根于本土环境中的自发行为。
罗威廉用三个不同的行业，讨论了传统中国商业群体脱离传统，走向私有化的三个重要特征。盐业商会代表的是商业贸易网络的扩大化与开放化；茶叶商会代表的是商人群体中理性的市场观念的诞生；而信贷行业则代表行会组织的民主化和区域市场的一体化。根据这三个重要特征，罗威廉判断，中国在19世纪也出现了和西方一样的商业行会，为现代城市以及资本主义诞生提供了充分的土壤。
有学者就批评说，罗威廉的做法实际上还是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因为他还是在以欧洲城市发展的轨迹作为参照系。罗威廉自己回应了这个质疑。他说：如何妥善地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使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去理解中国，那么我们很容易被指责为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因为我们把欧洲某一个地方的经验当作普世价值。但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经验与欧洲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又会被指责为犯了东方主义的错误，因为我们拒绝认为非西方国家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抵达西方的繁荣与富足。
罗威廉的反思，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如何用比较的视野去认识东西方现代化的差异，而且为之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提出这样一个能让人不断反思的问题，正是这部经典著作的意义所在。
跟一百多年前的汉口相比，21世纪的武汉，它外来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依然是省内的周边县份构成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但商界的中上层人员构成却跟之前有明显的不同，徽州和宁波，已经被温州、重庆、北京和深圳取代。这自然和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徽州人不再主导汉口的盐业专卖，而宁波人引以为豪的连锁私人银行也被国有银行所取代。但是，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汉口，或者说武汉，和全国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依然广泛、密切，而且频繁。
这部著作是中国城市研究的经典作品。
罗威廉在书里重点讨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行会，他展示了商业自治组织在近代武汉的表现形态及其功能。在盛清之后的中国，至少在部分地区，自治性的经济组织对城市形态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威廉的研究，回应了自马克思·韦伯以来，在欧美流行的一种普遍观点：中国城市缺乏自治组织，所以无法进入现代社会。
经典的著作，读完之后总会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我在第三部分，通过罗威廉提供的历史数据跟今天的数据做了比对，尝试分析了武汉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这本书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值得我们深思。比如，书里提到英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茶叶种植园，在1880年代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茶叶出口。对于这一点，罗威廉并未深入进行挖掘。今天，对这些来自南亚的茶叶是否经由某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我们依然一无所知。如果能有研究者就此进行挖掘，考察一下茶叶和其它外来日常用品在城市中的使用情况，那么，我们对历史上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和全球化的关系，一定会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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