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四〇：你能求诸的

《传习录》一四〇：你能求诸的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你来信中说：“您认为《大学》中‘格物’的意思，在专注探求本心，还能勉强理解。至于《六经》《四书》中提到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这些道理都明显产生于实际处事之时和具体论辨之间，为学用功的名目次序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格物”的含义，之前我已经详细地谈过，其中觉得牵强、支离困顿的地方，想必也不需要我再多加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的说法，是孔子针对子张好高骛远，仅仅以多闻多见为学问的关键，而不能认真求诸本心自本心上存养，所以稍不注意便陷入危殆，因此言行之间难免有过失而陷入悔恨，而他所谓的见闻，又恰恰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心性。所以孔子是为了纠正他专好多闻多见的毛病，而并非把多闻多见当作学问关键。孔子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有那种明明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样的毛病。就像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意思差不多。这话正好说明人的德性良知不是从见闻中来的。孔子讲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讨论探求见闻的细节，这已经是第二位的事了，所以他才又讲“知之次也”。把见闻知识当作是第二位的学问，那么第一位的学问指的是什么呢？由此，对圣人致知用功的地方我们可以完全窥见了。孔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如果为学求知的关键果真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为何说这种话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的，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把为学求知的要旨放在积累存养德性上，那么更多地了解往圣先贤的言行，难道不也是在积累存养德性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古人讲的“好古敏求”，就是欢喜于古人的言行学问，以之敏于探求心中的天理。心即是理，学就是学习存养这个本心，求就是求本心的存养。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迷失了的本然之心找回来罢了。并不是像后世人那样，广泛地背诵记忆古人的词句，认为这就是“好古”，却又念念不忘于追求功名利禄等外在的东西。关于“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的范畴。德性难道可以到心外去探求吗？“知新”必须经由“温故”，“温故”才可“知新”，这又可作为知行并非两件事的有力证据。至于“博学而详说之”，是为再返回简约作准备，如果不是为了再返回简约，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舜“好问好察”，就是涵养中正平和，以达到本心至精至纯完全合乎道心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实践、抛弃过明辨呢？但其实践和明辨，从根本上讲都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之良知，而不是像后世学者那样把仅仅在口耳里空谈的东西当作是知，把知和行分而为两件事，从而才会产生用功的次序内容有先有后的含混说法。

先前，有一档电视节目，是要观众现场答题的。在答题的过程中，观众除了自己答题之外，还有两次求助的机会。一次是电话求助一位自己认识的人，另外一次是求助现场的观众。这个节目中最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便是主持人允许答题嘉宾使用求助机会的时候。从那一刻起，答题嘉宾彻底把自己交付给了不确定性。

节目毕竟是节目，本质上它是一场与人的关键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游戏。试想，如果把游戏换成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关键问题，甚至直接关乎我们的生死荣辱，我们还会使用那些外在的求助机会吗？或者说，我们会将自己的生死荣辱交付给一个来自“心”外的真伪难判的建议吗？恐怕，处在这一场景中的我们，唯一能够求诸的，便是我们的本心。

同样的道理，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能求诸的，恐怕也只有我们的本心。至于日常对闻见知识的涉猎，也不过是为了存养天理，使之充盈我们的本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