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当我们讨论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时候，就少不了讨论什么是知识，当我们讨论什么是知识的时候，也少不了讨论什么是知识分子，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知识分子/知识的逻辑循环。有人说，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知识，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当这对貌似在形式上二律背反的命题在现实中都能获得合逻辑的辩护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样的社会就处在了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自我同一(self-identity)与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平庸循环(知识分子/知识＝1)，在特定意义上也即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或电影《黑客帝国》里的“矩阵”(the Matrix)亦或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而这个时候所有以科学的名义不加批判地进行的社会统计学、大数据算法(算法推荐)以及人工智能(AI)都只会加剧而不是改变这样的平庸循环。
与平庸循环概念相对应但非对立的是非凡循环概念，可以确信的是，自然憎恶“平庸”，因为平庸循环并不稳定，也不持久，更不“可爱”，它是一个如咬尾蛇般的自我指涉、自我吞噬的悖论系统，而我们可以推断的是：演化所依赖的必定是非凡循环，即一个绵延不断地超限、升维和进阶的进程，除了自我参照、自我同一和自我保存的维度以保证演化所必需的闭环和稳定，还有自我玄反(self-reflexivity)、自我异延(self-differance)和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维度以保证演化所必需的开放和发展，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常说到的“同”和“异”两个方面；非凡循环的静态形式是一种层层嵌套的自相似结构，这样说的证据是自然万物无不在生生不息地表现着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的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数学家本华·曼德博先生把这种形态结构发展为了分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物理学家洛朗·诺塔尔则提出了尺度相对论(scale relativity)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扩展为了分形时空(fractal space-time)。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就处在了以推进自身/知识的非凡循环进而引导人类社会不断地冲出平庸循环的网罗(Matrix)而抵达非凡循环的境界的关键位置(position)上，这也就引出了一个以胜任与否产生的区分，能够进入非凡循环的即具备了相应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可以称为创造性知识分子，只能呆在平庸循环即未具备相应的主体性而只有代理性(agency)，可以称为常规性知识分子，这可以对应商业范畴中的创业家与经理人之区分。如果我们以这个框架(假如成立的话)来打量当今这个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的知识语境，就会意识到一种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陷入了平庸循环的时代，知识分子总体的常规化、平庸化和尴尬化(身份危机)就是它的显著标志，全球性的方向迷失、远见丧失、患得患失、领导无力和创新乏力以及普遍性的抑郁症、上瘾症和性泛滥(包括性侵犯)就是它的典型症候。有病就得治，有恶就得除，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高难度的要求，自我指涉和自我参照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来一场精神上的自我诊断和自我玄反(self-reflexivity)，自己给自己治病，自己给自己除恶，不仅要返回到自身(Self)，重新“认识你自己”，更要返回到自己的(西方)认识论，重新“认识‘认识你自己’的认识论”。
西方认识论：从“完美理性”到“有限理性”
2017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与“认识你自己”有关，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奖励在授奖词中指出，塞勒持续地记录和分析人类心理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主要贡献在于三个方面：认知限制(cognitive limitation)或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自我控制问题（self-control problems）和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而塞勒自己曾总结为“三个有限” (the three bounds)，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自我利益(bounded self-interest)。显而易见，“有限理性”是塞勒的行为经济学思想的灵魂，由1978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最先提出来，但后起的塞勒成了有限理性概念的关键助推者，所以也终于得奖了。
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厦是建立在“理性人(rational man)假设(公理)这个地基之上的，其中的“理性”是一种理想理性(ideal rationality)或完美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它的背离并构成了根本挑战，迄今已经产生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被认为只是一种补充和修正，甚至包括西蒙和塞勒自己也基本上如此认为，他们的研究目的不是颠覆传统经济理论，而是希望推动传统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但是，在我这个主要研究“行为哲学”的知识劳动者看来，塞勒们还是过于温和了，从“完美理性”到“有限理性”虽只是一词之易，却蕴涵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彻底颠覆，也就是把经济“神学”反转为经济“人学”，而只有后者才真正配得上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所用的“经济科学”(economic science)之名。尼采说“上帝死了”，是否准确，上帝不是化身为全知全能的“完美理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中“活”得好好的嘛，即便是一再被挑战和质疑，迄今依然是“大而不倒”呢，尽管看上去已经有一些倾斜和摇晃了。足见人们的心智进程在各个领域和学科中的发展和分布是多么不同步不均衡——这种现象也可以成为“有限理性”的一个例证。不过，实际上还存在更为隐蔽的原因之可能：既然“(完美)理性”被解释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话，那就意味着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行为在西方的理性传统中则是受贬抑、没有道德位置的，这将会符合谁的利益不言自明，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只是一个“理性/资本”的平庸循环，与中国儒家观念中“仁/礼(克己复礼为仁)”的平庸循环惊人地同构，后果无非也就是鲁迅说的两个字：“吃人”。
当然了，有限理性概念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还蕴涵了一场对整个西方认识论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尽管完美理性假设是一个神话，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但这并非西方经济学的独创，而是根源于西方整个的形而上学传统或者说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ism)传统。这个传统简单来说就是“两论”——本体论和知识论，也就是一种如哲学教授巴里·艾伦（Barry Allen）在《知识与文明》中所说的“本体-逻辑”的真理观，它把真陈述的逻辑可能性根基于实体可能性之上，正是实体的存在与同一性使得陈述为真。我们可以通过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隐喻”来形象地理解这一点。洞穴把世界一分为二，对应了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划分：即可感世界(物质世界)与可知世界(形式或理念世界)，前者如洞穴内墙壁上的影像，是流变的、易逝的和不真实的世界，后者是只有走出洞穴的少数人(哲人)用灵魂才能“看见”的不变的、永恒的和真实的世界，这大体上也是西方二元论的思想渊源，诸如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决定论与随机论、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的二分法，至于是“矛盾的哪一边”至上、孰轻孰重就要看所持的认识论立场了。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真正的知识是对于可知世界的把握，即关于形式(Forms)的知识。正如海德格尔的评述：“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
后世哲学家指出，柏拉图的形式(Forms)概念只不过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概念的一个变种，后来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为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即以同一律(A＝A)为基础的三段论或者说公理化方法。而欧几里德则用公理化方法构建起一座欧氏几何学大厦(《几何原本》)，以直观的方式凸显了“理性的力量”，树立了为后世的伟大头脑纷纷仿效的推理样板，例如，笛卡尔认为，只有几何学的方法才能为寻求哲学和科学的真理提供真正的基础和样板。霍布斯则认为政治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都应该象几何学那样，从公理推导出它们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如果不以公理化方法为工具，理论的建立是不可能的，也便不会诞生西方近现代科学，科学实验实际上是以理论为条件的。我们的确可以从近代以来的学科发展中看到，公理化方法在哪个领域得以成功运用，哪个领域便会获得理性精神与科学面貌。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被诺贝尔委员会称为“经济科学”，也正是因为运用了公理化方法，在各社会学科中显得最为严谨和“科学”。
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公理化方法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知识成就，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正是因为正确地刻画了我们在开头所说的演化中自我指涉和自我同一的维度，但是，我们不能由于它的成就所造成的光环效应(halo effect)而看不见它的根本缺陷，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塑造了一种静止的、机械的和决定论的世界观，正如埃尔温·薛定谔曾在《自然与希腊人》中所指出的，把作为“理解者”的人(认知主体)从所要构造的理性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早已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只要尝试建立一种客观的世界图景就会存在这个特征。认知主体的排除之所以被浑然不觉，实际上也是预设了完美理性的存在，一旦戴上了“完美理性”的认识论眼镜，自然也就看不到在人类社会中尤其显著的自我玄反和自我异延的维度了，那不仅不可能会自觉地为非凡循环创造条件和开拓可能性，而且很可能会以一种自我封神的偏见与傲慢有意无意地切断或压抑自我与他者之间产生非凡循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主体在与本体同一的逻辑中被消除，那在现实中必受压抑，正如西方主流经济“神学”及其市场“神话”所表现出来的对不符合其“完美理性”预设的人类行为视为“非理性”或“反常行为”而贬抑和压抑那样。
有限理性概念反而会呼唤(有限)认知主体的归来，把不健全的“本体论”和“知识论”补上缺失的“主体论”，而形成一个“对象-认知-认知者”三位一体的认识论循环。这就会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走出洞穴的少数人仍然只是有限主体，不可能看见所谓的本体世界，“洞穴”之外实际上还有“洞穴”，而那少数人如果自以为所看到的就是真理，甚至骄傲地返回洞穴之中要“启蒙”那些昏昏沉沉的囚徒，那和洞内的囚徒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正是欧洲启蒙运动神话以来“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的知识分子们所犯的系统性错误。可以说，只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厦不倒，就意味着整个西方主流社会和所谓的“现代教育”体系仍然没有走出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所投下的长长阴影，还是如拉图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从未现代过”。什么是现代？那就是不管是认识论中还是社会结构中二元或多元对立的消除，而这应该是打算经过“复杂的奋斗”进入非凡循环的创造性知识分子的理想所在和责任所系。
知识分子的非凡循环：理想之下，矛盾之上
神秘的过去，莫测的未来，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母，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由于理性是有限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要想在这个世界中自我保存和赢得认同及其超限升维进阶进而过上一种免于焦虑与油腻的美好生活，自我玄反而进入命运的非凡循环就是必须的，尽管是艰难的，在这个方面，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特权，不再是走出洞穴的“少数人”，而是和所有人一样在盲人摸象。
那么，自我中心主义便意味着抱残守缺，完美理性假设下的最大化个人利益行为恰恰是不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则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并终将深入人心，广泛的比较、合作与综合就成了避免“对象-认知-认知者”认识论循环平庸化的必要方法，而动机、偏好和能力则决定着“对象-认知-认知者”认识论循环的方向与层次，而正如歌德所说的“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也一无所知”，诺瓦里斯(18世纪德国诗人)所说的“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中共中央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早年著作《政治的人生》的日记里所写下的“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之上，不高明的人站在矛盾的一边”，托马斯·曼所说的“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辨清并认识自我，由此发展为应然之人”。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洞穴隐喻已经不再有意义，实际上，它所着眼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与可被视为东方认识论隐喻的盲人摸象所着眼的局部与整体关系并不是可相互替代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正好补充了对方所缺乏的一面。例如，西方由于过度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丧失了认识论上局部与整体的视角，而陷入了自我中心的虚无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诸神之争；而中国则由于过度地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丧失了认识论上表象与本质(由结构性和系统性来表征而非二元论框架中的本体)的视角，而陷入了不讲逻辑只讲势利的权衡和狭隘，双方实际上都掉进了一种“短期主义的专制”的危险游戏，方向迷失，远见丧失，患得患失。
不过，要想获得一种能够满足目标要求的全局知识(相对而言)，不仅要能处理好局部与全部的关系，更要能处理好表象与本质的关系，并非只是靠简单的拼接游戏就能实现的，而必须是一种知识的知识即二阶知识(second-order knowledge)的运动，不但有横向的跨界超限，而且还要有纵向的升维升阶，二阶科学和新控制论的倡导者之一卡尔·穆勒(Karl Mueller)把知识分为三个层次，即零阶知识(描述性的经验知识和实验数据)、一阶知识(规范性知识，即公理化知识)和二阶知识(包含了认知者的自我玄反性在内的零阶知识和一阶知识的修正、整合和扩展)。但是，徒知识不能自行，有限理性的认知者就成了知识的三个层次的推动者和桥梁，这就要求认知者有能力、耐心和善良动机，否则是做不到“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的一边”的。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我们返回去再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会发现它不再是完全的，在大前提之前，还需要加上一个认知主体依赖的前提(公理)之提出的阶段，而在结论之后还需要加上一个仍然是认知主体依赖的经验或实验的验证阶段，那么，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二阶科学的框架中就变成了五段论，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进一步循环，在这种“五段论”的视野中，“科学”与“人文”的传统对立就很自然地消融了，而且，自然科学将从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从属于人文科学，三者又形成一个可以分为平庸与非凡的循环，但“人文”是它的轴心，而“人文”的轴心又是“认识你自己”，除非“认识你自己”能够二阶运动，否则不可能创造出非凡循环。
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拿唯识学中的“四分说”来和“五段论”(循环)作一下相互对照，实际上，相分、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循环，其中，关键一环自然是证自证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环创造性地诠释为向他者开放的主体依赖的公理化论证和实验验证两个步骤，而“四分说”(循环)又可以进一步强化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融合为一体的理念，那么，基于相互割裂的“两个世界”划分的西方认识论建立起来的过分片面地“重理论，轻体验”的现代教育体系的正当性就是可疑地，而一个教育内容与社会实践不再相互割裂而是更加融合为一体的新教育体系不仅是在逻辑上可能的，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在这样的新教育体系中，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也将改变，不再是那种一路读书下从幼儿园读到博士学位然后再以往往比较无趣的大学教授身份抛头露面与“巧言令色”，而是在相当丰富的社会实践体验中由遭遇问题和使命驱动而成为的创造性知识分子，新教育体系的设计和二阶知识网络也将能满足进修、深造和研究的个性化需求。
至此，我们还没有说到非凡循环之实现所需要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即认知者的抽象性直觉能力，它是一种理解概念、组织概念和创造概念的能力，是在必要的资料和体验的基础上透过表象抓住本质、“站在矛盾之上”并超越矛盾的核心能力，也是认知者飞跃成为认知主体的关键一环。
那么，首先要问一句，直觉是什么呢？以我个人的感受(自证分)来说，直觉是一种对无限性的体悟，即一种在对某个未解问题之持久的体验、沉浸和思索中不期而至的能把所有的维度与层次都统一起来悟性，无限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分形体，而分形体具有无限尺度。就此也可以解释一下，柏拉图之所以会形成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划分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主要就在于古希腊人回避无限或无穷概念，而中国古代阴阳融合的支撑性观念就是无限或无穷的思想，但这自然也就增加了思想之逻辑化和公理化的难度。
人类的直觉能力是一种天赋，但需要后天的呵护与滋养，明代李贽的童心说，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呵护的方法，而滋养的来源就是深刻的爱的关系，而消除了二元或多元对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的社会构成和关系水平则为这种爱的关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一种理想，但它比完美理性假设下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更合乎理性、更满足人性，唯有勇敢地超限升维进阶，从而“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的一边”，才能不断地靠近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美好生活的理想。（首发于多维月刊2017年11月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