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 的 母 亲

1918年，母亲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外公在米店帮人干活，外婆在家操持家务，家中有姐姐和哥哥。一家人靠外公帮人干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清贫。母亲从小没有很好地上过学，只认得几个字，跟外公学会打算盘，会打点小九九。小时在家跟外婆糊火柴盒，长大点开始学织布。外公很疼爱母亲，干完一天的活回到家，看到母亲和外婆在家忙碌了一天，心疼地把母亲拉到身边，递给母亲爱吃的零食，教她做算术，打算盘，学识字。讲点故事，说点社会上发生的事，处人处事，做人的道理给母亲听。母亲在外公耳濡目染的教诲下，慢慢地长大了。

时光流逝，母亲来到了父亲家。之前两家有来往，父亲家的活计请母亲家做，时间长了，祖父看中了母亲的勤劳和为人，托人将母亲说给父亲，可祖母不同意这门婚事，她想将侄女许配给父亲。在旧社会一家人是男人说了算，母亲还是进了周家的大门。父亲是老大，下面有兄妹三个，父亲和祖父是家中的支柱。母亲是家中的贤内助，贤妻良母，进了周家，操持家务，照呼铺面，从早忙到黑，祖父父亲母亲支撑起了这个大家，靠着辛勤地做生意，慢慢地有了一些家产，全家人过着安稳的日子。

由于祖母不赞成父母亲的这门婚事，母亲和祖母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云，母亲成年累月地忙碌，做一家人的饭，做活计，照顾小妹，却得不到祖母的一点笑脸和一口好气。祖父和父亲只能背地里安慰母亲。母亲说，有时我她想不开，想一走了之，可这个家，这些孩子怎么办，为了家，为了孩子我忍了。尽管母亲受到祖母的不公平的待遇，她的心胸象大海般的宽阔，她如同亲生儿女孝顺祖母，从不让她生气，事事顺着她老人家，病了床前照顾，请医送药，她爱吃的食品想方设法买来给她，晚年她老了，母亲瞒着她带着我们满山遍野地找墓地，让她百年之后有理想的安息之地。祖母后期深感对不起母亲。1972年祖母去世了，父母亲将祖母送上山，处理完后事，我见父母亲双双地跪拜在做活计的农民大爹们前，感谢帮助料理祖母的后事，农民大爹急忙扶起父母亲，连声说，别这样。我站在旁听到农民大爹说，这样的媳妇世上难得。每年春秋两季母亲都要带我们去上坟，顺便带上锄头工具去修坟，去的次数多了，跟山上放牛看山的老人熟了，听到的是，难得，难得。母亲晚年老了，干不动了，就出钱请人修坟。母亲的行为有时我们也不理解，问她，祖母对您不好，您为什么还这样对她，她淡淡地跟我们说；‘只有再来的儿女，没有再来的父母’。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至今不忘，有了母亲这句话，才使我们的家庭和睦平安。

1949年昆明和平解放，政治运动也多，最开初是土地改革，解放前家中给祖母的后家在西郊下窑买了点田，种地收获是祖母的后家人，家中没有参与，也没有享用过。土改开始了，农民说，你有田地是剥削农民。农民开批斗会，就到家中抓人去批斗。这个时候是母亲站出来，跟农民到村子里接受批斗，经常是晚上开会批斗，深夜母亲才回到家。母亲深知祖父祖母岁数大了，父亲又胆小，这事只有母亲去，反正也就是有一点田地，又没有干过对不起父老乡亲们的坏事，大不了跪在他们面前认错行了，母亲为这个家做出了别人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换来了全家人的平安稳定。

母亲一生人生了七个孩子，为我们吃尽了苦，操碎了心。大哥周国华年幼得了重病，当时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及时地治疗，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对父母亲是沉重地打击。后有了哥哥姐姐和我们，母亲精心地哺养我们，白天要忙一大家人的饭菜，照呼铺面生意，还要帮大道生织布厂织布做活计，晚上我们陪着母亲在家的后院小房子织布，坐在母亲的旁边，看着母亲织布，织布用的梭子在我们的眼前穿梭而过，母亲的双脚不停地上下踩踏板，不停地穿梭，不停地踩，纱线织成了布匹，这活计挺费力的，晚年母亲的双脚都留下疼痛。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裤子的布都是母亲织的，布织好还要染色，最后用缝纫机缝制给我们穿。从小到下乡知青时我一直穿母亲给我做的衣服，尽管母亲做的衣服跟同学们的相比，布料式样都不如他们的好，但我知道家中的经济情况容不得我们去和别人相比。母亲在做这些事的同时还要带我们，真够母亲辛苦的。现我们只领一个孩子都忙得团团转，问母亲当时是怎么带我们的，母亲说，当时生活条件也艰苦，也苦了你们几个，但你们也听话，能理解父母的难处，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地走过去了。

当时家中生意是经营祭奠用品，有一些活计是家中做，小时候印象，母亲晚上不织布，就裱锡箔，用米汤刷在土纸上，粘上锡箔，一张一张地裱，裱完后抬上楼用竹杆阴干。我们跟着母亲做这些事，边做事母亲还念当时的儿歌给我们听；‘脚里脚里帮帮，狗踩南山，南山磨面，磨出贡献，贡献卖米，卖出大老爷的大鞋子’。我们也边做事边跟着哼，如今这些顺口的古老儿歌又传给小小辈们，听着他们哼，仿佛又回到和母亲在一齐的欢乐日子。晚上我们睡了，母亲一个个地看是否盖好被子，经常听到她说，把爪子伸进去，【爪子是我们的小手】，如今我家嘟嘟都知道爪子是小手。这都是很遥远的事了，想起来似乎觉得母亲就在我们身旁，看着我们，我也感觉到，还能听到母亲在给我们念儿歌，还在不停地说，把爪子伸进去 ············ .                         

母亲对我们关怀备至，用姐姐的话说，母亲是时时都怕自己的儿女身上戳着一根刺。小的时候靠父母亲61元钱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61这个数字从小就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兄姐弟的脑海里，至今都难以忘记。每天早晨，父母亲早早地就起床了，父亲到厨房给我们做饭团，母亲开始蹬缝纫机，为我们子妹六个缝补衣服，听到缝纫机的响声，我们都自觉地起床，整理房间，做上学前的准备，然后各人拿着饭团就上学去了，晚上我们围坐在饭桌前做作业，母亲在一旁陪着我们，她在灯下给我们做鞋子，鞋帮鞋底都是她做她纳，男娃娃当时穿的是剪子口的鞋子，式样谈不上好看，在那年代能有鞋子穿就不错了，子妹几个从小到大，参加工作了，都还穿母亲做的鞋子。我71年到总站工作，来到材料室，吴耿民老师傅一眼就看到我穿的剪子口布鞋，问我，是老母亲做的吧，是，我母亲做的，从小就这样穿着，他说，你母亲一定很能干，你们也不简单，现在的年青人很少穿了，我说，习惯了，挺感谢母亲的。后母亲岁数大了，家中经济条件也改善了，她才没有给我们做鞋子。现在想起这些事，那个年代的孩子是跟着父辈们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知道生活的艰难，父母亲带我们不容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这代人的习惯和传统，直到现在，我经常为这些事时时和儿女们小小辈们发生碰撞。

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知道生活的艰难，看到父母亲为我们日夜操劳，心里想要为父母亲争气。子妹几个上学直至以后参加工作，都没有给父母过多地操心，在学校认真学习，回家做完功课忙着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减轻他们的劳累，生活上能过得去就行，从不向父母提过高的要求，衣服大的穿剩了，又下放给小的穿，旧了破了补补又继续穿。吃的方面吃饱就行，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中，从未向父母提出要吃高级点，代菜饭之类的要求。然而在学校女妹几个努力学习，品学兼优，期末一张一张的奖状，一个一个的喜讯送到传到父母亲的身边。靠着父母亲对我们的爱，一个个上完了小学，中学，高中，中专走上了工作岗位。至今回想起来，深深地感谢父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我们生病了，母亲带我们到医院看病，到学校请假，然后她又到馆子去，给我们端回一碗米线，在生活困难的时候，病中能够吃上一碗可口的米线，是最大的满足了。兄姐弟之间有时也会开个玩笑，谁病了母亲端米线给他，我们就会说，他是装病，其实他是真病。父母亲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时时将我们记在心上。一次我们和母亲到东郊郭家凹上外公外婆的坟，回家的路上，母亲带我们走进金碧百货公司，来到鞋子柜台，给每人买了一双球鞋。然后又带我们走进护国路公共食堂，点了几样在家吃不到的菜让我们吃，当时的高兴劲就不用多说了，今天又是得到球鞋，又吃到这从未吃过的可口饭菜，百思不解，母亲对我们说，是你们的父亲出门时交待我的，给你们每人买一双球鞋，再好好地吃顿饭。此时我们才知道这是父母亲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我们深深地爱啊。这事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我们却还历历在目难以忘记，现都老了，有时碰到一齐，还会提起这事，这是遥远的回忆，还挂在咀上，记在心里，久久难以忘记。

50年代中期，国家掀起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潮，公私合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家当时资本小，谈不上和国营商店合并，只能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几家小商店合并，成立合作商店，属于集体所有制。父母亲也就在那时参加了工作，不再自己开铺子了。父亲在光明土杂合作商店，母亲在新滇土杂合作商店。他们俩勤勤恳恳地工作，将自己后半生献给了合作商店，尤其是母亲，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我们长大参加工作，到农村当知青，时时以母亲为榜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好的成绩，这也是儿女们对父母亲最好的回报。

1958年六弟出生了，那时正逢大战钢铁，兴修水库，父亲和姐姐到三三箐修水库，大哥到昆明电机厂参加工作，母亲领着我们几个，要上班还要带六弟，遇到家中无人照呼六弟时，母亲将六弟放在商店的柜台下面，要进货了，母亲前面横抱着六弟，后面背着背箩，里面装满了香烟糖果之类的商品，在这特殊时期她很好地完成了商店的工作。那年昆明市财贸系统召开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母亲光荣地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发了一本纪念册，我记得上面有母亲和全体代表在胜利堂前的合影，由于年代久远，没有保存下来。还发给母亲一枚财贸系统劳动模范奖章，好在大哥结婚时，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特意让母亲戴上这枚象征荣誉的奖章在她胸前，留下珍贵的纪念。

会议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在昆明的主要街道游行，游行的队伍刚好经过武成路，我们等待在家楼台上，游行的队伍走过来了，在游行的队伍中，我们子妹几个看到了母亲胸前戴着这枚闪闪发光发光的奖章，走在游行的队伍中，我们高兴欢呼，为有这样一位好母亲高兴自豪。

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商业局向职工发出号召，抽调一批职工支援郊区商业部门。母亲是其中一个，那年六弟还未满周岁，我们也还小，实际困难是多的。但母亲没有向领导说一句不去的话，出发的那天，姐姐去送母亲，想着母亲一人还带着六弟去郊区商业部门，我们子妹几个还小，在家无人照管，姐姐不让母亲走，车子开动了，姐姐追着汽车不停地跑。下午母亲他们来到了马街石咀，正准备分到各个商店，领导通知母亲坐车回昆明，向母亲解释，由于考虑不周，让母亲下郊区支援商业部门，当看到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六弟，又看到姐姐不让母亲走，追着汽车跑的场面，了解情况后立即决定让母亲回昆明。那天吃完晚饭，子妹几个灯也不开，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离开母亲一天，我们如同失去什么似的。突然门开了，母亲和六弟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敢相信，如同梦中一般。还是六弟叫了起来，我们才拉着母亲，接过六弟，灯亮了，顿时家中又充满了欢呼声和笑声。这事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后姐姐参加工作离开昆明到武定，我们到边疆农村，一定程度上受到母亲行为的感染。人生的道路上要随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母亲是迎着这些困难，一个又一个地去克服，这事也是当时的领导能够体谅职工的实际困难，所以母亲在当天又回到我们身边。

母亲带我们子妹几个已经够辛苦了，但一旦看到别人处于危难之中，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表哥从小失去母亲，跟外婆生活，1954年外婆去世，表哥无依无靠，母亲将表哥接到家中和我们一齐生活，表哥小学毕业，没有升入中学，母亲安慰鼓励他，让他补习一年再考中学。表哥知家中的困难，不忍心拖累母亲，报名去西双版纳支边，母亲怎么说怎么劝都说服不了表哥，只有给他准备行李，出发的那天，母亲流着泪水送走了表哥，回家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堂哥来通知表哥到重机厂上班，母亲此刻更是伤心极了。表哥到了允景洪大渡岗牧场，一干就是多年，在大渡岗牧场开拖拉机，开汽车，在那儿成了家，有了一儿一女。表哥表嫂上昆明带着儿子女儿看望母亲，母亲看到表哥一家人，放心了，高兴地笑了。表哥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1973年表哥调动工作回到昆明，为了感激母亲的恩情，表哥托人求人想尽办法，将在耿马孟定农场的五弟和五弟爱人调动工作回到昆明。96年六弟所在单位效益差，经常上不了班，领不到工资生活困难，母亲跟表哥谈起六弟的工作，表哥又将六弟调动工作到三叶饭店，了却了母亲一桩桩的心事。

我们的舅爹，表哥的父亲，长年在外工作，1959年逝世，安葬在外地他乡，母亲知道后十分难过，她心中时时想着一件事，叶落归根，让舅爹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一年的一天，天才蒙蒙亮，母亲就忙碌地准备，和一位农民亲戚出门了。两天过去了，母亲回到家，十分疲劳，靠着床边就睡着了，我们不敢打扰母亲。父亲下班回家，听到母亲对父亲说，都处理好了。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母亲和那位亲戚早早就上路了，坐了半天的火车来到舅爹工作的单位，找到领导说明来意，领导带母亲来到舅爹的坟地，亲戚动手挖开坟地，取出舅爹的尸骨，母亲一块一块地用油布包好，打成一个小行李，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回昆明，一路上母亲担惊受怕，生怕在火车上查出不准带回来。靠老天的保佑，火车进石咀站了。母亲和亲戚带着‘行李’出站了，向石咀山上爬去，找了个地方，请亲戚挖出坑，将舅爹的尸骨安葬下去，又理成一个坟墓。事情办完了，母亲的心才定下来。太阳落山了，母亲拖着疲惫不堪的步伐下了山。以后母亲常去添土修坟，小小的土堆变成了一尊大坟，渗透着母亲对亲人无限地爱啊。

时光流逝，大哥参加工作去了昆明电机厂，工作干得好，转正成为正式工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家中第一个共产党员，父母亲为之高兴。姐姐1964年从省气象学校毕业，服从学校分配到全国贫困县武定县气象站工作。三哥在国防工办学校上学，我也考入高中，五弟上初中，六弟年幼在家。父母亲在商店勤奋地工作，我们发奋地读书，一切是如此地和谐，可称得上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开始没有触及到我们家，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灾难向我们家袭来，父母亲在这场灾难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打击。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席卷而来，我和五弟属于上山下乡的范围，母亲深知留下是不行的，只有走。我们也做好了下乡当农民的准备。母亲东拼西凑给我们准备了行李，每人给了三十元钱，我们就上路了。我到盈江县插队，五弟到耿马孟定农场，离昆明都有千多公里。记得那天我要走了，在家嘱咐了六弟，听父母的话，学会管理自己，六弟带懂事不懂事地望着我，点了点头。我来到母亲上班的商店，见到母亲向她道别，母亲看了我好半天，才说，到下写信来，注意身体，特别嘱咐我，到了那儿好好地干。我再一次看了母亲，匆匆地离开了商店。上了如安街的坡，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商店门口，呆呆地望着我，此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火车站人山人海,火车开了,拉着一列车学生,向着遥远的地方驶去,车厢内外一片混乱,很多同学哭了。此刻我平静了，开始思考今后怎么办，但也理不出个头绪来。火车不停地奔驶，离昆明越来越远了。不想了，随大流听天由命吧。我想起了临别时母亲的嘱咐，好好干，对，只有好好地干，我一定会回来的。紧接着五弟也离开昆明到了耿马孟定农场。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灾难降临到父亲的身上。我的父亲一辈子为人忠厚老实，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逆来顺受，任人摆布，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老实人。但仅仅因为一丁点历史问题被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下放到边远地区镇源。[父亲在旧社会家中是老大，下有两个兄弟一个妹子，国民党要抓兵，祖父不让父亲去当兵，后父亲只好当了两年的保甲长。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父亲当时的任务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组织街道上的老百姓疏散躲警报，警报结束后抢救伤病员。这本是为人民再做好事，可在那混淆是非的阶级斗争年代，这成了父亲的罪状，为了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他们将父亲推向了九种人的行列]。在父亲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姐姐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不管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险恶，【姐姐当时单位属于军事管制单位】，不管当时人们如何议论，毅然决然地将父亲接到武定，给父亲找了个落户的农村，村子就在气象站旁。姐姐平时为人好，心地善良，附近农村的大爹，大妈，大姐，大哥到气象站乘凉，休息，姐姐给予方便，当姐姐向他们提出让父亲到他们那儿落户时，队长立刻同意。虽然父亲有了着落，但对父亲来说，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远离亲人到他乡安家落户是最痛苦的一件事。要走了，商店很多职工来到家中安慰父亲，给父亲送行。好心的大妈们给父亲送上日用品，一位回族大妈送了几个瓷碗让父亲带上，她说，我们的风俗，亲人上路了，带上几个碗，找得着饭吃........。父亲要走了，母亲给父要准备行李，心想此一走是回不来了，边收拾行李边暗自流泪。那天父亲启程要走了，母亲和六弟送父亲到汽车站，父母亲相对默默无言。父亲心想此一走，只有母亲和六弟在家了，母亲的担子更重了.......。母亲心想，父亲下去如何生活......。两位老人心里暗自流泪。车子开了，才互相祝福多保重。车开出站很远了，母亲和六弟还呆呆地站在车场上。此时，母亲的心碎了，心裂了。才送走了两个儿子到农村，农场，又送走一个到农村，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搞得四分五裂，各自一方。还是六弟扶着母亲，母亲才和六弟慢慢地朝家走回去。

父亲疏散到武定的消息传到盈江，我哭了，我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当时只能将泪水往肚子里咽，象父亲一样被送下农村的是千千万万不计其数的。我为父亲难过，更为母亲担忧。我深怕母亲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但母亲坚强地活下去了。为了一家人能团聚，为了我们子妹几个，为了父亲，母亲忍受住了领导和同事的冷眼旁观，一天天地煎熬下去。那时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开批判会，听领导训话，整人，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母亲后也横下心来，人都被你们整走了，大不了我也下武定。但想到还有一大家人，不行，一旦离开昆明，孩子们不就是无家可归了吗，想到这母亲坚强地挺住了。69年的中秋佳节到了，没事的人家高兴地过节欢天喜地。我们家却是冷冷清清，母亲下班回家了，只见家门口蹲着一小个人，走进一看，是老六，在等母亲回家过节，母亲牵着他的手走进家门，拿出两个月饼给六弟吃，坐了一会熄灯就睡了。月光从窗外照进家，一切是如此的静，可母亲的心烦乱极了，想在盈江的我，想在耿马的五弟，想在武定的父亲，此时此刻大家都在思念家中的亲人，只能抬起头看一看这明亮的月亮了吧。

父亲失去了工作，家中的经济收入减少了，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家中只有33元的收入。但母亲想到我在农村无收入，不管怎么困难每月都寄上5元钱给我，有时还寄生活用品。每次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汇款单或是包裹单时，不是高兴而是一阵阵地难过，我知道这是母亲千省万省节约下来的钱。我一封又一封的信寄给母亲，请母亲不要再寄钱给我了，我在农村能养活自己的。但仍每月收到母亲寄来的汇款，这些钱我舍不得用，存在农村信用社，心想要用在最需要的时候。1971年姐姐上昆明生小俊春，带着父亲和小文俊上昆明，当时姐夫在铁道兵部队担负修建成昆铁路，工作忙难以回昆明。我知道后跟社员借了购物证，到旧城街子买了一书包红糖，又赶到信用社取出钱，请上昆明的同学带给家中，当姐姐收到红糖和钱，知道这钱的来历，难过地哭了......。

在盈江的日日夜夜，我思念家中的亲人，父亲下武定后更是担忧母亲，转眼到了70年，年头农闲，春耕生产还未开始，我请了探亲假上昆明看望家中亲人。1970年3月底我回到了昆明，下了火车，直奔家中。家中只有六弟在，母亲还未下班，六点钟母亲回到家中，看到母亲，我简直不敢认了，仅一年的时间，母亲苍老了，牙全掉光了，头发也花白了，我难过地叫了一声妈，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母亲忙着做饭，我又吃到母亲做的蚕豆闷饭。吃饭时家中又传出了笑声，六弟说，我们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听着六弟的话，我想象到自我们走后家中是何等的冷清啊。在昆明的日子里，才知道母亲不愿看领导和一些同事的脸色，离开商店到采购组拉货。50多岁的老人每天拉着一辆板车吃力地上坡，下坡，赶路，还有满满一车货，真够母亲累的。

这张照片是当年母亲拉货必经的上坡下坡的路，其中一条是华山南路【很长的坡，行人上坡都会气喘呼呼，何况一个老人还要拉着满满一车货】，如今我走过这儿会停留下，仿佛又见到当年母亲正吃力拉着板车上坡的情景。

我在昆明没心情找同学玩，整天陪着母亲拉货。一天母亲对我说，下武定看看你父亲和姐姐去，然后回盈江去吧，要栽秧了。我听从母亲的吩咐，下武定看了父亲和姐姐，又准备启程回盈江了。要走了，我来到商店，远远看到母亲一人在下货，我急忙跑过去帮着下货。突然我见母亲转过身，背朝我低着头，泪水直往下流。我放下货扶着母亲，问她，妈，您怎么了，母亲好一会才抬走头，忍住泪水说，没什么。我难过地说，妈，我不走了，不回去了，我陪你拉货。母亲此时只对我说了一句，怎么不回去，你的前途要紧。商店里好心的大妈将母亲扶进商店，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我和母亲在里在外痛苦流泪，此情此景我至今难以忘记。

下午母亲送我到羊方凹，坐姐夫丁哥哥铁道兵火车到广通，一路上母亲让我放心回去，她和老六会好好地生活。到羊方凹了我上了火车，母亲还是那句话，到下好好地干，我记住她的教诲，牢记在心，火车开了，母亲还久久地站在那儿，，我的双眼模糊了。

回到盈江，我似乎变了一个人，时时思念家中的亲人，不想多说一句话，处于苦恼难过的境地。这时春耕生产已开始，我一头扎进农忙之中，以此来释放心中的苦恼和烦闷。盈江是边疆地区，土地多人口少，我们来到这儿也成了主要劳动力，春耕生产开始了，每天我扛着犁，牵着牛和社员到田地里犁田。腊月里开始犁板田，四五月雨水下来犁第二道田，耙平，栽秧苗了又犁第三道，再耙平才栽下秧苗，工作量大可想而知犁田这农活的辛劳。紧接又是薅秧，还没有薅完，稻田里谷子抽穗扬花了，庄稼成熟了。秋收大忙季节来到了，收割谷子堆谷子，踩谷子，送交公余粮，一个月的时间，将这些活计忙完，人也累得差不多了。有时农活太苦太累了，我想歇下休息，不想干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了母亲正满头大汗拉着板车吃力地向华山南路坡上爬去的情景，此时此刻我感到对不起母亲，她那么大的岁数还在苦着，我歇下来算什么。母亲的嘱咐在我耳旁回响，好好干。我又振作起精神继续在农田和傣族社员干下去。春来秋去，靠着母亲的嘱咐教诲。我闯过来了，获得了社员们的认可，两次出席了盈江县知青先代会。1971年的秋天传来了让知青高兴的消息，知青调动工作开始。凭着我两年多勤勤恳恳地在社上出工干活，靠着母亲这精神支柱，我顺利地通过了社上，乡上，公社，县革委的关口，被当时的云南省交通厅运输第一团招为正式职工，昨天还是知青，今天成了工人，这是在做梦吧，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将这喜讯迅速地传给母亲和家人，母亲这么多年第一次露出喜悦的笑脸。

我回到了昆明，见到了母亲和家人。我上班了，母亲还是那句话，好好干。不久五弟也回到昆明，这次他是从孟定跟着老师傅开车回来的，他学驾驶，母亲不放心，后五弟单独开车，曾带母亲走了一趟，母亲看他开得好，也就放心了。此时母亲挂念最多的是父亲。1972年母亲听到马路消息，疏散下放人员有特殊困难，伤残，丧失劳动力可转回原地，这是一个小道消息，母亲却当成真事做起来，四处打听是否有此事，后落实确有此文件。母亲下武定将父亲接上昆明，解放前父亲上街，下雨天路滑跌倒将手跌断，医治不好留下残疾。母亲以此为理由，带父亲到医院找到医生，开具了病情证明。母亲拿着申请和病情证明，逐级向上递申请。商店领导，贸易公司，商业局，凡是能去的部门母亲都去了。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人自危，唯恐引来麻烦，尤其知道你是疏散下放人员家属，态度恶劣。遇到好心人还会伸出同情援助之手，遇到坏人那气得想撞墙。母亲全不管这些，只要自己的人能回来，再大的委曲也受了。父亲信心不足，对母亲说，算了吧，我还是回武定去，不要再去求人了。这时我看着父母亲，深深地感受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最可怜的，世上最难的事是求人。

一天父亲告诉母亲，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和母亲走在洪化桥，走着走着，快到坡头了，突然眼前一片光亮，这光亮照在父母亲身上。母亲听后笑着对父亲说，是好兆头。父亲的梦真的成真了，经母亲的努力，贸易公司根据文件精神和父亲的实际困难，同意将父亲的户籍迁移回昆明，姐姐尽快地在武定办了户籍迁移证寄到昆明，当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这沉甸甸的邮件，看着母亲，眼里流出激动的泪水，这泪水中充满了高兴和感激，此时此刻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才发出了笑声。

母亲一生人成年累月地苦，到了晚年身体出现了问题。一天我正上班，接到商店打来的电话，母亲吐血住院了。我立即赶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胃里有新生物，需要做手术。母亲当时已经有60岁了，身体能承受住吗，大家意见让母亲保守疗法，我带母亲找到大车总站的袁正忠老师傅，他医胃出血出名。袁师傅让母亲吃药治疗，嘱咐我给母亲加强营养，建议吃参芪蜂王桨。当时母亲也听从袁师傅的治疗，我和家人给母亲买回参芪蜂王桨，让母亲坚持每天吃，印象中装药的盒子家里都有很多了。可母亲后还是找到延安医院放射科王主任，王主任告诉母亲，胃里有包块，只能手术治疗。母亲一人就决定动手术，等我们到了医院，医生已经通知第二天做手术了。做手术那天全家人都来到医院，母亲走进手术室，我们就不停地看手表，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中午12时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了，医生告诉是良性肿瘤，但已经烂了，再不做手术就病变了。此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佩服母亲能独立思考问题，有决定大事的能力。几天后母亲出院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忙着去上班了，大家都要劝她多休息几天，她说，商店为我治病出了不少的钱，要对得起商店和领导，母亲真是不知疲倦和辛劳而忘我地工作。

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还给了我们一个家。从60年代到80年代，兄弟姐妹六个在父母亲的操持下相继成了家，如今已经是36人的大家庭了。父母亲在世时，留下全家福照片，经历了风风雨雨，盼来了这幸福的时光，和儿女，孙辈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父母亲高兴地笑了。

母亲退休了，为我们辛劳了一辈子，应当享受清福了。可母亲仍然在不停地为儿女们，孙辈们操劳，操心。谁家有危难之事，母亲出现在他们身边，谁家孩子病了，她去招呼。为了几个小孙子，小孙女，更是时时挂在心上，为他们煮饭，接送他们上学放学，如同关心我们小时候一样关心爱护他们。有他们给我们做坚强后盾，我们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单位的工作，获得了各种荣誉和奖励，之中有他们很大的功劳，我们深深地感谢父母亲。

父亲晚年时患病，住进昆明43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恢复得很慢，出院后身体不适又住进昆华医院，这一进去，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带着我们料理完父亲的后事，父母亲一辈子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是儿女，孙辈们学习的榜样。送父亲上路的那一天，我们不让母亲去，怕她在最后的时刻承受不住。这一年是1990年，父亲走完人生73个春秋。

1999年4月5日，母亲也走完了她人生81个春秋，离我们远去了。母亲生前信奉佛教，曾在鸡足山受戒。她信奉佛教是为了一家人清吉平安。我小时曾听老人说过，信佛心诚，怀有爱心，有好报，人生终点站的时刻，无痛无苦地离开人世。母亲就是这样，1999年4月4日晚11时多，她很清醒地告诉姐姐，她看到天上飘然而下的菩萨朝她而来了，姐姐急忙帮助她抬起手来，她支撑着将右手慢慢抬起，身子微微向前低下，向着天上的菩萨鞠躬。她做完这些动作，就吩咐姐姐给她擦洗干净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最外一件是她做佛事时穿的黑色长外袍。时钟走过12点，是1999年4月5日了，12时15分她十分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这一天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后我们到寺庙给母亲做佛事，寺庙主持对我们说，不要难过流泪了，你们的母亲已经到天上去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在梦中见到母亲，她穿着十分讲究得体的衣服，面容慈祥端庄，微笑地看着我们，从我们身边而过。周妍说，她也在梦中见到奶奶在一间很好的房屋开咖啡馆。母亲真是到天上去了，生前她太苦太累了，她真是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好好地放松了。

今年2015年，母亲离我们而去已是16年了，我对母亲的思念一时一刻也没有停过，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受益匪浅。1987年我写出这文稿，由于是初出茅庐，学着写一些家庭回忆录，现翻开再看，感觉重写为好。现对着原稿在原来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和添加，并配上母亲生前的相关照片，经努力已经完成。作为我对母亲又一次深深地怀念，留做永久的纪念。

                   2015.3.31重写于昆明       周康林。

2003年侄儿丁伟将原稿【我的母亲】，打印成册，并写了后记。本人感觉写得很好，可谓是一篇读后感。摘录如下。

后记

作为一个后辈，如果不是为了了却我的母亲和五舅的一个心愿，我是不可能读完这篇一万零九十一个字的文章的，也就失去了一次学习，感受父母们辛苦的机会，因此我要感谢我的奶奶，老爹，舅舅和我的父母亲，从您们身上我知道了我的浅薄和无知，我愿意从您们身上继承我们家的传统，象您们一样坚强地活着。

在打印这篇文章时，我也记不清我流了几次泪。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打到四舅把奶奶寄给他的钱省下来又请人把钱和一书包红糖带给刚生姐姐的我的妈妈这一节时，我几乎是流着泪打下去的，现在也如此。真的，我一向认为我是坚强的，但这时真的是情不自禁。所以我在每天完成我的工作后就坚持来打印，哪怕我再累，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支持着我每天打到凌晨一，两点钟，我只想尽快打印好，真正了却了父辈们的一个心愿。因此到今天[2003年十月三十一日]就完成了。

今年是奶奶去世四周年，母亲给我讲的许多事和许多话我会铭记在心。如今，奶奶和老爹合葬在金陵公墓。生前他们离多合少，愿他们现在能在另一全世界永远快乐，也愿他们能在那里看到他们的后辈并且永远保佑着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们，因为他们吃了太多的苦，

2003年10月于武定田心中学      丁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