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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
阿拉伯文学复兴失败了，哈利勒·哈维相当失落。他觉得，这一代阿拉伯人的奋斗历程已走到尽头。文学激励着那些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人。世俗化民族主义的语言希望扫除所有与之作对的东西，曾令人自信且兴奋。它一度想要摆脱那些阿拉伯世界之中亘古未变的真理——那些部族与宗教派别的真理；然而脆弱的文学与政治文化和大众传统力量之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嘲笑着文学界的勇气和乐观。
倘若阿拉伯人只满足于已经找寻到的这层西方表皮，忽略西方文明的好奇精神，看不见西方人对于知识的渴望，不理解西方世界敢于打破教条的勇气，那么阿拉伯世界所谓的“现代性”就只不过是通过“投机取巧”或“偷摸窃盗”而得来的一件并不牢靠的“租借物品”。
我们与西方之间的对立并不意味我们要全面对抗和摒弃西方的所有事物。我们需要拒绝的只是西方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即便我们拒绝西方的机器与技术产品，也不意味着拒绝生产这些机器的知识过程。我们要拒绝的只是西方将技术倾销给我们的方式，拒绝被这些技术产品变为纯粹的消费者，以免我们的国家因此沦为一处巨大的跳蚤市场。
阿多尼斯河的河口位于黎巴嫩的海岸，就在比布洛斯（Byblos）小镇的一旁，深入海边的山峦就能找到这条河流的源泉。阿多尼斯的神话可能来自苏美尔人，不过其对死亡与复生的象征又受到腓尼基文化的影响。
这种纷乱哺育了阿多尼斯。他出身什叶派穆斯林家庭，属于少数群体，贝鲁特的文坛和政界却并不介意他的教派背景。
对于阿多尼斯，泛阿拉伯主义者一向不大信任。他们觉得，他的笔名已然表明了他的心志，证实他更忠于黎巴嫩和叙利亚文化中的腓尼基及希腊—罗马元素。对于他在早年间倾心于安东·萨阿德的短暂历史，他们更是耿耿于怀。
总结。“1956年的时候，我欢呼过。”他想起那个激进民族主义时代的欢欣鼓舞，说道，“1967年战争过后，我则在痛苦。1973年，我再次绽放欢颜，因为听闻阿拉伯人即将走入新时代而高兴。现在，时间已是1982年的夏天，对于新时代的期盼已经持续了十年，也该以苦涩而告终了。我不想言语，不想伤怀，甚至提不起丝毫怒气，我只是非常震惊。”
1970年以来石油带来的意外之财。这进一步导致阿拉伯世界陷入四分五裂的田地，阿拉伯人更不可能拥有什么“共同的命运”了。金钱硬生生竖起一道分水岭：因石油而大发横财的几个国家位于分水岭的一侧，安然享用着石油带来的现代性；而其他国家的人则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新兴秩序，只有羡慕的份儿。进入石油与天然气的时代以后，中东局势变得愈发不稳定，阿拉伯人（还有伊朗人）被抛入了陌生的漩涡。
他“万分确信美国人会为自己打点一切”。所以，他无须依靠自己的人民。只要外国势力提供保护，他大可置旧有世界中的各种亲情与责任于不顾。
未能享受石油财富的那些阿拉伯人则滋生了激烈的反叛思想。后来，人们为这种思潮贴上了“伊斯兰”标签，称其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黎巴嫩和海湾诸国，人们将听到什叶派极端分子制造的声浪与杂音。诚然，极端分子的旗帜确实属于伊斯兰教，但我们太过于在意伊斯兰教，忽略了将政治上的伊斯兰教引入现代生活的那种情感与怒气。
它从效忠奥斯曼帝国随随便便就转为奉行阿拉伯民族至上的理念：这种新理念大致建立在旧观念的社会基础之上，依靠城市精英、商人与军队而存在。许多泛阿拉伯主义的热心吹鼓手都来自基督徒家庭，他们在一个穆斯林居多的世界里寻找容身之地，但民族主义者能够团结在一起，主要仰赖的是在政治、经济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正统派（即逊尼派）穆斯林。
霍梅尼吸引了阿拉伯政坛的各类失意者，戳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弱点与致命秘密——所谓“阿拉伯民族主义”，不过是将“逊尼派至上主义”披上了世俗政治的外衣。
黎巴嫩的什叶派群体具备雄心激情，又拥有人口优势，而且正撞上了恰当的时机。旧时代的孤立与恐惧借此一扫而空，全新的信心膨胀开来。什叶派向来都是黎巴嫩人口最多的宗派群体，但在过去，他们都是“砍柴的和打水的”。长久以来，他们一直过着一成不变、小心翼翼的生活。照理说，他们本该一直困守乡下，可贝卡山谷（此地临近黎叙边界）与紧邻以色列北境的山村贾巴尔阿米尔（Jabal Amir）等什叶派世居之地实在贫苦难耐。为求生计，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涌向大贝鲁特地区。贝鲁特的人均收入比乡村地区高了五倍有余，这座都市就像磁铁一般，吸引了大量想要摆脱贫困与悲惨过去的什叶派民众。进入大贝鲁特这片新天地，什叶派信众心中生出了仇恨——这可是一种全新的情绪。25 年以来，仇恨与成就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什叶派势力在20 世纪80 年代
以色列苦心挑起战争，甚至不惜占据黎巴嫩南部的部分领土，到头来只给当地的什叶派提供了崛起的良机。什叶派势力也一心想要消灭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人，可他们没有相应的势力。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倒是成全了他们的夙愿。以方对于黎巴嫩南部什叶派世居地带的占领，则是什叶派觉醒运动的最终成因。觉醒后的黎巴嫩什叶派又能借由抵抗以色列占领军的武装活动编织共同的神话，进一步向着极端迈进。
西贝鲁特的新主人根在农村，进入城市只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政治态度自然大不相同。以往的贝鲁特，处处都有模仿西方的痕迹。被什叶派占领过后，此地则跟在霍梅尼的伊朗身后亦步亦趋。什叶派武装响应了霍梅尼的千禧年主义，矢志消除城中所有关乎美国的印记。他们还把矛头对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占优的旧秩序，以及主导秩序的上层阶级。
他对巴勒斯坦和左派人士的虚张声势也是毫不留情，由此触怒了对方。不过，阿多尼斯面对的批评者当中，出言狠毒甚于阿兹姆的人数不胜数。诗人心胸广阔，伊斯兰与西方都在他的关怀之中。可是，有些人却觉得阿多尼斯包藏着宗派主义的居心，代表着叙利亚内陆地区民众的特有情绪。既然诗人同情伊朗革命，那就意味着他在为他出身的那个小小宗派鼓吹呼吁。城市阶层标榜的真理正在退潮，一度衰落的什叶派思想行将重现于世，其后教派与部族势力也会再度振兴。
伊朗国王与教士阶层不共戴天，沙特家族则和本国的宗教上层相安无事，高级教士可以坐拥一片专门的领地，在宗教礼仪、教育与法律方面享受无上的权威。教权与王权的合作为沙特阿拉伯奠定了国本。王权在国防、石油、财政与外交等“重要政策领域”拥有绝对统御权，宗教领袖也有自己的施展空间，而且还能得到王权的金钱支援和其他补偿。
在沙特阿拉伯，什叶派聚居在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属于少数族群，地位很不稳固。他们虽然有正式工作，经济条件不差，可在沙特阿拉伯这个以逊尼派保守势力为基础的国家，他们就是“外人”与“异端”。
什叶派不是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这个王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份行得通的社会契约：王国允诺庇护他们；作为回报，他们应该忠于王国。王国将赐予他们工作的权利，保护他们的财产与家园。
美国出手阻止萨达姆的军事冒险有两层意味：一方面，海湾地区的安全事宜一直由美国负责；另一方面，美国要在后冷战时代寻找新的角色，认为当一个地区正在经历暴君的威胁，该地区却没有足以与之匹敌的力量时，就应该由美国出面扫除祸患。
无论是一心称霸的巴列维王朝、其后的伊朗革命政权，还是萨达姆，这些波斯湾沿岸的本地势力都无法带来平衡。20多年的动荡波折为美国的介入铺平了道路。想当年英方撤离之时，海湾小国的统治者们一度惊惧难眠。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劲风让他们难以招架。各位君主觉得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威胁巨大，不但危及他们的自主地位，还会夺走他们权力与财产。“
地中海之滨贝鲁特，并不牵涉任何美国利益，所以美军可以轻易地撤离。可是，沙特阿拉伯与海湾地区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这里的种种利益都需要借助外部势力严加守护。美军顶着烈日留在了这里，这一次，他们没法再像以往那般轻松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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