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本处在荒僻之地，长期不通于中原。所以能一统天下，一则战略得当，依托崤函之险，稳定后方，辟地千里；二则能主动求变，在不断的变革中求发展。
各诸侯国的国政大多是长年把持在宗亲或最有势力的士大夫手中的，稳定并为本族获取利益最大化是首要目标，国家利益反而并不那么重要。而且这样一来，人才的选择面就很小。秦国不一样，尤其是穆公、孝公等有雄心抱负的君主，对人才引进更是渴望。只要有能力，不管来自哪里，都能加以重用。百里奚、卫鞅、张仪、李斯等等，他们的到来一次次让秦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跳跃式的提升。
大秦帝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几代人的努力，秦始皇灭六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秦始皇继位之时，天下强弱已明。齐国外强中干，楚国软弱无能，赵国军事虽强但国力不足，韩魏整日战战兢兢，燕国偏隅一方，几无还手之力。秦国只是按部就班四处攻城略地，倘若六国一心，结果还难料，但六国始终在合纵连横之间游移，加速了天下归秦的速度。秦朝虽然仅存二世，但史学上常常以庄襄王灭周后的乱世以秦法纪年，也有他的道理。
秦国安邦的重臣中，除了老一辈蹇叔百里奚奠定基础外，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商鞅变法，也作法自毙。商鞅明白无信不立的道理，变法之初城门立柱悬赏五十金就是想取信于民。诚信并非本心，攻魏欺诈魏将公子卬时将本性暴露无遗。他逃到魏国被魏人鄙视，遣回秦国。平时的刻薄少恩，最后死也不冤。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抹去商鞅的功绩，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目标，不变法难以成功。以史为鉴，在保持变法措施的同时懂得恤民施恩，洁身自律，结果可能会两样。这也是商鞅和五羖大夫的差距。
相对而言，文信侯吕不韦的治国才能没那么突出。他更像一个嗜血的赌徒，押上全部身家，最终赌赢了。始终觉得有点暴发户的成色，连《吕氏春秋》也是。八览、六论、十二纪，都没读过，只在网上对其中几卷看了看。含金量只能说是一般，杂而不纯，多说教少核心。当初的所谓一字千金，多少有点黄婆卖瓜的味道。
李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甚至说，成也他，败也他。那时候，秦国虽强，却还没有即刻统一天下的决心，李斯的出现，让秦灭六国的战车驶入了快车道。秦吏议逐客时，李斯一篇《谏逐客书》，避免了大量人才流失会造成的恶果。李斯一生最大的转折，在秦始皇病死沙丘，他没能抗住压力，也没能抵制诱惑，做了胡亥和赵高的帮凶，天下大势也因此巨变。李斯是个聪明人，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位极人臣的时候经常想起老师荀况的警告。但明白道理未必就能付之现实，知行合一是一种境界，他达不到。
除了空降的人才，宗亲外戚也有出类拔萃者，比如穰侯。一方面力扶幼主，助秦东扩，首功于国家；一方面权倾诸侯，富于王室，威胁到权力核心。对秦王来说，穰侯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数十年相爱相杀。于是手段显得很重要，高官厚禄是报恩，两度免相是警告，两度复相是示重，最后因范雎一语释权是彻底解脱。穰侯对秦国的一个隐性贡献，是举荐和重用了白起，自此大秦铁骑横扫天下，所向披靡。
文臣安邦，武将拓土。秦国猛将如云，但最出色的终究就是那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最合用在武安君白起身上。战国时期各国战死的士卒总共也就200多万，白起的部队就杀了100多万。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华阳斩首十三万，河中沉卒二万，陉城斩首五万，长平坑杀战俘四十万……是战神，更是杀神。只是能力再强，战功再高，也不过秦国统治者的一个战争工具。一旦不再对秦王唯命是从，白起就从最得力的人转变为最危险的人，赐剑自裁是最合理的结局。
再回到秦始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至少三件事堪称开天辟地。其一，修长城，抵外侮，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二，废诸侯，分天下三十六郡，建立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行政区划的模板。其三，统一计量法度，车同轨，书同文字，为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交流融合发挥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仅这三点，称一声始皇帝已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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