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娜老师讲解做个案时，面对案主的问题，治疗师要选准契机一刀切下去，要稳、要准、要狠。
在导师班做个案时，晕晕乎乎的，这几个要点一点也没感觉到。
但是回到家半个月，“术后”反应神不知鬼不觉慢慢显化出来。
感觉自己一下变成孩子了，一件事或一句话不如意，愤怒的情绪一下就出来了。伴随这股情绪的是旧模式——指责性的语言。
好在觉察力还没有完全丧失，所以有时候是说一两句，有时候是一句话说一半，就拦截住自己的方式。但情绪还在，因而有时像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叛逆。脑子里是纷飞的指责抱怨性的念或为自己辨解的念。
为了不让这股情绪伤害别人，有时用力一下一下捶腿，有时候转化成不明所以的痛苦与无助，干脆趴下来，放空自己，呼呼睡去。
此时才明白自己真的是挨了“刀子”，虽不知这一“刀”是怎么切的，切在哪儿，但是这个“术后”反应，却是很明显。
被这股情绪折磨的极痛苦时，有时想求助于应童老师，甚至连自己畏惧的危娜老师都想到过去求助。
最终还是拦截住自己的这个念，让我拦截住这个念的是分勉之前的那个被拦腰折成两半似的疼痛，那个时候即便我痛的呼天抢地，哭爹喊娘，医生会说：没用的，即便你有一火车的亲人，也没人能帮你、没人能替你。
在那种极度的疼痛之下，听到医生这样的话，虽会有伤心，但不得不接受现实，听医生的指令，全身心去连接即将出生的婴儿，配合他（她）的节奏，直至新生命咕咕坠地。
所以，个案后这种几乎失控的情绪，接近混乱的心智，我只能自己去经验，去探索爬出这个“泥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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