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Miss 包包
从此以后,我们仨,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杨绛先生在名著《我们仨》里,写钱钟书先生在遭厄运播弄之后,向妻女发愿出这一番深情的剖白。
情到深处,不惧生死,却恐离别;爱到极致,天大地大,家是唯一。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有人说,这是一本不忍再读的书,我却一读再读,从悲怆中感受这个质朴的家庭,从质朴中感受这对不凡的夫妻、不易的父母。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钟书先生是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就读清华,留学牛津,参与翻译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一本《围城》更是名扬四海。
杨绛先生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他们的独女,钱瑗,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编写了《实用英语文体学》英文版教程。
阅读《我们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底蕴深厚的家庭,一定有着他们独特的方法和氛围。
结果,通本读下来,发现他们的秘诀就在于以读书为乐趣,不含任何功利目的的乐趣。
所以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他们都将读书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一人一张书桌,就能过完一天,撑起一个家。
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钟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这是在钱钟书先生赴牛津留学时,被邀请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杨绛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同被邀请。
杨绛先生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可以以杨绛而非钱钟书夫人的名义得到认可,受到邀请,这是对她个人的肯定,与她的婚姻无关。
归国后,世道不济,钱钟书需遵父命前往蓝田做英文系主任,对此杨绛颇为不满。
但她并没有明确反对,给钱钟书难做,因为“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
两位先生的婚姻,当真称得上既相濡以沫,又相敬如宾。
在动荡的年代,流离的岁月里,不强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也不在对方的光环里苟且一生,互相扶持,互相激励,各自精彩。
就像舒婷的《致橡树》里描写的那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他们是夫妻,更是知己。
我们眼看着女儿在成长,有成就,心上得意。可是我们的“尖兵”每天超负荷地工作,我只能暗暗地在旁心疼。
杨绛在书中这样评价她的女儿: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在教育上,这对贤伉俪也是不拘一格。
钱瑗天赋极高,两岁时旁听小表姐读书,便能够识得不少字,记忆力更是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女儿的天赋,他们对孩子的培养并非刻意为之,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和浸泡。
父母都是书痴,家人皆为文人,钱瑗从小的生活环境便是书香环绕,久而久之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就连翻书的姿势都和钱钟书如出一辙。
从家庭遗传的角度看,钱瑗的优秀显得很理所当然。但是,除了学术上的出类拔萃外,她在做人、做事上的善良得体大气更是难能可贵。
在她学生时期,就从不把脏衣服和被单带回家让阿姨洗,同学们都说她不像独生养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勇敢站出来为老先生说话;在父母下放期间,还帮助了一位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后来成为了她的婆婆,婆媳宛如母女;直到杨绛去世前,钱瑗当初的同学还会隔三差五的来看望她,将她视为自己的亲长辈。
生逢乱世,长于动荡,钱瑗依然能遵从内心的正直,做学问、做事、做人,当为真正的“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单纯快乐的家庭终于还是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彩云易散琉璃脆”,古驿道上,只剩杨绛一个了。
2016年5月25日,她也安详的离开了这个世间,留下这本《我们仨》,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家庭的半世风雨。
看完这本书,我泪水涟涟,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亲情,为他们的半生风雨,愿“我们仨”在天堂终能找到归途,继续相知相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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