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半开未开时的花骨朵最美；月，将圆未圆时的月牙儿最美；潮，将退未退时的潮汐最美；春心，情窦将开未开时的懵懂最美……
我打小就个头不高、眼睛近视，故自小学预备班起直至高中、大学毕业，我都稳坐第一排老师眼皮底下的位置，所以，和我同桌的同学条件大抵和我相仿。
但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总是在课余或自习课、早读课老师不在的时候把被老师“钦定”的我的同桌撵跑自觉蹭过来跟我搭讪的“同桌”就有点太扎眼了：他虽有些近视，但个头高，学习成绩优异，不但在班级甚至在校园都称得上是个响当当的英雄人物。
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很喜欢跟我聊天、跟我抬杠、跟我毫无边际地瞎扯，而且扯起来也总是没完没了，有时放学了，空荡荡的校园里还回荡着我们清脆的余音。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多愁善感、青春叛逆、独来独往的“问题学生”，所以，对这个总是不厌其烦在我眼前晃动的同桌，我的印象就稍稍深刻了些。
我记得那时近乎煎熬的日子里只有两个人能让我稍觉出生活的快乐和希望：一个是语文老师不断的鼓励，一个就是“同桌”开朗个性的感染和他对我不知其可的欣赏和信任，那是投放在我那段晦暗日子里鲜有的一束光，是照亮我前行之路的勇气、阳光和希望。
记得一次早读课，语文老师突然抽背先前学过的一些古文和古诗，那次抽背有些突袭的意味，同学们措不及防，老师一排排抽查过来，未过关而自觉矗立的队伍渐渐雄壮。
轮到我的时候，我被选中背诵崔灏的《黄鹤楼》，谁知本来背得滚瓜烂熟的诗一站起来就把第一句扔爪洼国去了，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教学一向以严格要求著称的语文老师很有耐心地站那等我开口，我重复着：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同桌”看我发窘，终于忍不住忙不迭地低声向我通报了那要命的第一个字，我顺杆直下，顺顺畅畅把全文遛完了。
语文老师笑而不语，示意我坐下，让“同桌”站起来，然后就不发一言地往另一组走去；我看着“同桌”坐不是站不是，就有点幸灾乐祸。
“同桌”自语道：老师忘了让我坐下了，我就自己坐吧！然后就一屁股落在了凳子上。恰好语文老师回头看见，眼神示意他继续起立。“同桌”讪讪道：我没坐，是刚才没站稳。
待老师忍着笑走开，“同桌”委屈地对我小声嘟囔道：明显的，老师太偏心了！凭什么让你坐下？要站也得大家一起站才对！
哈哈哈哈……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伏在桌上差点笑岔了气。
另一次，我们学习剧本《陈毅市长》，老师安排几个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同桌”在我旁边站起来自告奋勇要求担任“陈毅”角色—不知什么时候起，“同桌”和我原来的同桌调了位，成了我的长期“同桌”。
老师问：你为什么选这个角色？
同桌答：陈毅是四川人，我也是四川人，我会用四川话念陈毅的台词，这样会更生动、更形象。
老师说：好啊，那你就试试吧！
那次我做解说，当然用普通话，但剧目一开始，我们其他几个角色就开始被同桌并不娴熟的川话七拐八拐地往南腔北调上乱窜，直把在座的同学逗的前仰后合，笑声一阵一阵地爆响。
同桌则依旧表情严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地发挥着他的乡音，害得我后来实在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第一个自觉请缨退下阵来。
老师也早忍俊不禁，后来实在是受不住了，勉强忍住笑意赶紧让同桌打住。
老师说：今天这课没法上了，一开口，我都要跟你说四川话了；俄而，转向同桌：你的乡音还有待加强，要不，拐到河南去了都不知道。
此时，同桌才大功告成般地坦言道：今天是我第一次说四川话，有不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说完，对大家拱手作了作揖。这更引来大家一阵开心的哄笑。
大智若愚的同桌，以他阳光的性格和睿智的幽默，给同学们带来了诸多轻松的欢声笑语。
记得还有一次，临近中考，天降暴雨，伴着雷鸣、闪电和教室到处漏雨的滴答声，同学们抱着书包左躲右闪地避雨。
那节课是语文课。老师看着为了避雨站在教室各处的同学，就没讲教材内容，给大家讲了一节课的语文常识。
课毕，老师布置了作业，欲回办公室时，同桌瞅到老师手中捧着一本好书，便开口借来一阅，老师嘱道：别让雨给我淋湿了啊！同桌郑重点头。
待老师刚离开教室，同桌便来了句：这就叫“书非借不能读也”；我随口问：这是哪篇文章中的句子？同桌摇头晃脑地信口答道：《白-生-借-书-说》。
这时语文老师—白老师走到教室门口又返回来，她笑眯眯地问同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同桌惊觉抬头：我刚才在背《黄生借书说》，白老师，您没走啊？“雨太大了，我待会再回办公室；我刚才好象听你说的是《白生借书说》，是我听错了吗？”同桌搔搔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看着被抓了现行的惭愧的同桌，趴在桌上笑的由衷而放肆。
所幸，高一时，我又有幸与同桌同班，又做了一年“同桌”。情窦未开的年少真纯时光，因了这段记忆，让整个青春都显得绚烂而无憾；就像此时，当我随着记忆敲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必须努力地对自己克制再克制，才不至让自己因为笑得太由衷、太热烈、太痴狂而忘了自己正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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