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概述
一.历史的概念
历史的定义
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虽然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不一定同人类社会发生直接联系，但是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与伦理、哲学和艺术同属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
历史来源：其一通过收集特定事件或时期的相关资料，这些相关材料可以称作那个时期或事件的历史素材。其二口头采访当事人的口述记录，或是收集这类的口述记录，也可以称作那个事件或那些参与者的历史素材。其三个人日记或是信件收集，也可以整理成一个时代的历史素材。历史这两个字可以用在，也真的运用在几乎各种针对某一段时间，或读者感兴趣的事件上所写的读物。
狭义定义，指的是我们希望限制在针对过去某段时期、某个事件或一连串的事件，来进行基本上属于叙事风格，多少比较正式的描述。
广义定义，历史的基本要素就是在于叙事的，所谓的事就是“故事”。
历史的特点
（1）存在形式的过去性。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它不能重演，也无法实验，人们只能通过文字、实物、图片、电影等直观教具，将抽象的东西形象化，概括的东西具体化，用语言的记述将历史知识转化为生活的画面，让人们间接认识或感知历史。正是由于这样，历史对发挥人们的想象力和培养人们的形象思维有很大的创造空间。
（2）认知结构的多样性。社会发展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认知途径灵活多变，不应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事件，而应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识和思考。认知结构的多样性表现为整体性、因果性和发展性。
A、整体性。历史是人类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留下的“足迹”，因此学习历史要从时间、空间、人物三方面去整体把握。人类活动具有世界性，每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因此学习历史要扩大视野，把历史事件放到世界背景中去考察、定位，形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立体的、整体的认识。
B、因果性。社会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特定原因作用的结果。历史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发生有着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历史学习的主题之一，是培养个人正确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的能力的手段之一。
C、发展性。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继往开来的过程，后一个过程总是在前一个过程基础之上的开拓创新；从认识论上看，人们的认识处于发展与深化之中。历史学习要具有前瞻性，培养个人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总结历史，认识历史的规律，使之服务于现实和未来。
（3）思维方式的求异性和灵活性。求异思维是针对常规定向思维而言的反向思维，是一种富有创见性的思维方式，它能够突破思维定势，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这是一种高层次的思维形式，有利于拓展个人的思路，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思维的灵活性是指个人根据不同情况、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科最主要的特点，信息处理能力是最主要的历史学科能力。应重视史料的作用，培养个人对史料进行多方面的真实解读的能力，以及思维与逻辑的严密性。遵循历史与现实、史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以史为鉴”的教育思想。
（4）学科联系的交融性。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古今中外，涉及自然和社会的各门学科，其内容异彩纷呈，纵横交错，互为影响。在学习中要抓住这一特点，以历史为依托进行学科间的渗透、综合，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个人的知识，发展其创新能力。
二.史书的种类
史书共分为七种类型
（1）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 ；例如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2）纪传体：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叙历史 ；例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纂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把人物在历史上活动的年代和所起的具体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加以叙述，使读者既详其事件的原委，又了解人物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4）政书体：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体例，起源于“三礼”。按时间分为贯通历代和断代的；按体例分为典志体和会要体。
（5）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例如西汉刘向整理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战国策》。
（6）断代史：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例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7）通史：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的历史事件，如《史记》。
三.历史学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种活动，不仅仅是专门的学问或学术，也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它更是一门在研究对象和任务方面都具有科学性的特殊学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它更是一门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既存事实，对历史学是什么的回答，就不应该再继续停留在一般历史学的认识阶段，而必须把它当做一门完成的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科学来看待。中国历史学理应归属于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任何别的什么历史学。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史学认识水平，必须结合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特别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史学实践的现实存在状况，从而作出我们时代的关于史学的确切定义。史学定义的重新确定，必须符合并反映这个时代要求。
历史学对于个体历史学家来说，它可以成为他赖以谋生的一种技巧性或技能性的职业手段，也不妨可以成为他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质或从历史中认识人类自身的一种方式，或是作为他提高其文化艺术体验和鉴赏能力的一种有益的精神活动；个体历史学家当然亦可以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历史观来指导其历史研究；而且，并非每一个体历史学家、每一次具体的史学实践，都必须承担起揭示某一或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特殊规律的任务。但是，诸如此类产生于历史认识和历史学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过程中，仅仅来自史学主体的主观认识和这种认识形式、认识手段的特殊性和历史学利用方式的特殊性，或发生在个体史学主体身上的特殊现象，来自历史学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所产生的特性，而不是产生于历史学确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本身，更非结合今天历史学发展现实状况的东西，是不能成为否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据的。
从特性方面讲，尽管历史学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的某些一般特性，但它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在于这些一般特性，而在于它根源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把自己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特性，其中较显著且重要者有：它与哲学相比的特殊性特征，与一般社会科学相比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与文学相比的真实性特征。在历史学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人文学科一般性特性的东西，同样不能成为否定它是一门科学的根据。
因此，任何关于历史学不是科学的史学的定义或解说，都不能拿来作为重新确定史学的定义的基础性材料。
以历史为认识对象所形成的一门学问，叫史学或历史学。也可以用“历史”一词代表。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把实际发生的事件转换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历史的过程和方法。关于历史学的目的和方法的研究探讨，在西方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历史哲学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历史学从单纯的历史纪录发展成为对历史的解释和对历史规律的探求阶段。一开始，历史哲学仅仅关心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但认为被研究和记录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在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过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历史学。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往事只有在当代人生活中发挥作用才成为历史，否则是“死的历史”，即编年史。因此，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会被不断的改写。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又进一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历史是历史学家思想的反映，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人而异。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则是历史学家主观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由于人主观的局限性，对客观的历史事件的认识是有限的，主观的认识不能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因此只有不断改进逐渐逼近，这一过程同自然科学的过程一致。这种历史学称为“历史科学”。
1.中国
中国历史是华夏大地各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中华文明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于现代社会，绵延五千年不断延续发展，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具影响的文明之一。中国古代曾依靠先进文化和发达的生产力建立诸多鼎盛强大的王朝，文化波及欧亚大陆，尤其对东亚各国具有很大影响。西方工业革命后，由于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停滞不前，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振兴中华的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之一，其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精确详细。中国历史自古传说中的黄帝以来已经有五千多年，而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来历史记录精确到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以来则精确到月日。中国的历史记录（史书）还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体裁。与历史学不在西方文明中占主流地位相反，中国将“史”列为四种基本学科分类“经、史、子、集”之一（[清]纪晓岚等，《四库全书》）。魁奈说：“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
原始社会中人类通过诸如结绳记事和口传等方法记录历史，例如中国上古传说“黄帝战蚩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国家出现后，则开始有掌管祭祀的“巫”，他们同时担任记录时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书等工作，可以说是最早的史官。之后才出现了独立职能的史官，专门记录历史事件。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史书《尚书》，内容是历代政治文件汇编，并无特定的历史记录体裁。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起，中国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有了连续不断的历史纪录，而且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这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如孔子（编订《春秋》）和左丘明（著《左传》）等重视人类社会活动，从而使历史基本摆脱了神学和宗教的影响。
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史记》的规模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空前的，之后东汉时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组成了“二十四史”，对应了各个朝代（从秦统一开始，一直到唐、宋、元、明、最后清朝结束，组成了完整的中国历史朝代表）。除断代史之外，唐宋期间中国还出现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资治通鉴》是叙事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体通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传奇。
2.西方
西方的历史学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一书中记录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希波战争，历史从此自神话和文学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希罗多德也因此被罗马哲学家西塞洛（Cicero）称为“史学之父”。但希罗多德的记录中真实事件与虚构事件混杂，并不是纯粹的历史。20多年后古希腊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治学态度严谨，历史记载翔实，才是西方第一部“信史”。前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通史》（又名《罗马史》）中记录了前218年至前146年73年间罗马帝国周围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是第一部“世界”通史。
四.历史的科学性
历史作为反映过去事实的工具，其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从而为人类整个阶段的发展进程奠定基础。因此，合情合理的历史还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有一定的史籍史料为依据。人们了解古代的历史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内容翔实的古书大大提高了历史的透析性，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有古物或遗址可以做比较。从古墓中发掘的古物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使人们了解古物所属年代的风土人情。而对于遗址（如三星堆遗址）而言，科学家通过化学元素分析法（如C14检测法），或对地质层进行研究，就可以对历史有一段明晰的了解。
3、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即使是神话传说，也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经过长期的生产过程中，被广大劳动人们一直接受的故事。而对于童话而言，是人全凭自己的思想编造的故事，并非历史。
现代科学性的一般根据是：
一是它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作为历史存在，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它不以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
二是它所承担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历史研究是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活动。
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判断根据是：
（1）“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要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
（2）它“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
虽然历史学符合这两层要求，但是这样的历史学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因为它只是具备了成为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还不具备成为一种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所应有的充分前提。一门学科要成为一种完整的科学知识形态，还需要同时符合第三层要求：“必须以揭示出事物的内在规律为前提，然后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即它的内在联系）去说明事物的原因，是为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
这样一种完整的科学知识形态意义上的真正科学的历史学，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为前提的。这种历史观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它显示出区别于以往其他史学的顽强特征，显示出它的鲜明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特征，是它仅仅从历史本身去认识历史，而不是从天上的云雾中或是从人们的心灵、头脑中去认识历史。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首先确定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质，把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都当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去研究，从而在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上实现了深刻的变革。“它坚信，只要从顽强的事实出发，才能如实地揭示历史的真相。”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际应用，获得了研究历史现象之间必然联系的方法论指导，从而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研究事物规律性并依其规律展现描述真实历史过程的实证科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最重要的根据，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探讨。然而，至今的哲学发展史表明，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说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真正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于是，问题就简化成这样，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历史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据此，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除它具备了一门学科的科学性所必须符合的一般性要求以外，根本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畴的一门学科。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历史学的科学性。
五.对历史学的定义作如下确定和简要说明：
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是历史研究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一般规律指导下，运用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手段，在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客体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其特殊规律和特点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历史知识。研究历史的意义，就是在于借鉴过去，更好更科学地投身到革新与创造的过程中去。
在这一史学定义中：“整合型的社会科学”的含义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内在地或是以“外加的”方式融合了特殊性、综合性（或整体性）、实证性、抽象性（或哲学性）、价值性、艺术性的整合型社会科学，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
“历史研究主体”即历史学家，而不是一般民众或其他社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特别坚持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观察事物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它的具体历史结论。
“历史客体”，是指首先作为一种历史客观实在而存在（“自在之物”）、然后才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而转化成为认识客体而存在（“为我之物”）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无数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客观历史事实和过程，是历史学的对象领域，因而它不是哲学研究对象之一的一般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
“特殊规律和特点”，是指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点，而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历史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性的记事活动、附属于政治而以文化积累为主的综合性活动、学问或学术、知识体系、哲学、科学等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环节，在认识方式上经历了价值的、考实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等等不同形式的认识方式。历史学发展到了今天，虽然它必然地要包含先前出现过的一切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并把它们当做自己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或部分；就个别的或特殊的史学现象而言，今天的历史学亦可以其先前曾经拥有过的某种表现形式而存在。
可是，在一般意义上，今天的历史学绝不可以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或环节，或者依据其中的某一种表现形式或发展环节来确定历史学的一般定义。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倾向上，就要么表现为历史观念的缺失，要么表现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庸俗化和作为这种庸俗化的必然归宿的相对主义、怀疑论或折衷主义。列宁在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的原理时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相对主义之间的关系原理，对于我们今天确定历史学的定义、分析现有关于历史学的定义的价值、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整合型的社会科学”，乃至考察其他观念形态的事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六．历史学科体系
历史学：对历史的研究和记录
考古学：通过实物分析鉴定和研究历史
历史哲学：对历史学方法、目的、规律的研究和探讨
年代学：确定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学科
文献学：对资料文献的管理和检索等的研究
古文字学：研究古代的文字、手稿的学科
新闻学：报告事件发生，社会现象，政治时局等的学科
社会学：研究现代（当代）人类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学科
考古学：发掘和调查古代遗物和文献
心理史学：研究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激励作用
家谱学：研究家庭及其历史渊源
未来学：对未来的预测和研究
古代天文学：对太空的观察，计算星象
历史地理学：研究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对于考古学等提供借鉴
七．历史的分类
（1）按地域分：世界历史 、 亚洲史 、 欧洲史 、 非洲史 、 大洋洲历史、 美洲历史、中国历史等
（2）按时代分：史前史 、 古代史、 近代史 、 现代史等
（3）按学科分：哲学史 、 宗教史 、 思想史 、 史学史艺术史 、电影史 、美术史 、 建筑史 、 广告史、文化史 、 文学史 、 教育史 、 博物馆史、经济史、农业史、自然科学史 、 数学史 、医学史、交通史等
（4）按种类分：人类历史、动物历史、植物历史、地球历史等
（5）按研究对象分：个人历史（即传记）、画家历史、国王历史等
（6）按历史的可靠性分：正史、野史、传说、故事等
八．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1、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之乱；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之乱；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之乱；元一统，明清继之，民之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之。
2、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视眈眈。
历朝历代之灭亡，无不由此三者起。
3、胜者王侯败者贼。
历史即是:为胜者歌功颂德、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
胜即是刘邦，败即是项羽；胜即是李世民，败即是窦建德；胜即是朱元璋，败即是张士诚；胜是一国之君，败是流贼草寇。
4、矫枉总是过正，其实过犹不及。
秦尚法，汉即尚儒；唐重武轻文，宋即重文轻武；唐宋尚诗词，明清即尚八股。
5、越是四分五裂，政治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政治稳定，思想越停滞不前。
前者如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之三教合融；后者如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明之八股，清之文字狱。
6、地域环境左右命运，西强东弱，北强南弱。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生存，养成了国人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故历朝政府皆重农抑商，重伦理文采，轻科技实用；如夏政权在河南、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上演，由此可见，中国一直都是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直到异族蒙古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清政权才随之坐落于此，中国的农耕地位才逐渐为之动摇。
当政权东西对峙时，西强而东弱；南北对峙时，北强而南弱。原因也正是在于西和北更接近于游牧民族，两种文化的交融，自然比东南单纯的农耕文化多了一些强悍。然而，每一次异族依靠武力的入侵，又都会被汉文化迅速的同化。
西方和北方割据势力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完成统一。这一点也很清楚,秦打败六国完成统一，隋打败南陈完成统一，宋打败南唐完成统一，元消灭南宋完成统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完成统一，都是西方或者北方的势力统一南方。从地理形势来看，中国地形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据高临下，自然对南方形成压力，加上北方只有向南发展才能得于较好经济条件，所以会激起统治者的进取心。
7、朝代之初，君强臣弱；朝代之中，君强臣强，朝代之末，君弱臣强。
如汉之初，君有高祖，臣有三杰；汉之中，君有光武，臣为邓禹、寇恂之流；汉末之君不足道也，臣却为虎狼之臣，如曹操之辈。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岂有他哉！
8、单以武治，刚且易折；单以文治，软弱可欺；文武结合，刚柔兼济，方能长治久安。
如秦、元所向披靡，却迅速灰飞湮灭，两宋文化鼎盛，却屡被异族欺凌。惟汉、唐重文韬武略，方绵延三四百载，号称盛世，今已不再矣。
9、向北防御,向南发展.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定律.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始终都是我们防御的重点方向。从秦国建长城以抗强匈奴，到六十年代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是我们防御的重点。同时，我们由于受到北方强敌的压力，再加上南方的良好自然地理条件，使得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当北方的强敌暂时不对我构成威胁，但向南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
九．历史的研究趋势
历史并不是归类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中，而是其间的桥梁。合并了两大领域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史学家通过研究各种书面文字但并不局限与此，努力并尝试解答和历史有关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原始资料分为三种：文字记载的、口头流传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通常历史学家会综合三种方法进行理解研究，而文字记载经常被作为强调的重点，因为它普遍纪录了发展的时间。这种强调引申出了一个新领域，史前史，也可称为史前学，研究的是没有书面纪录的那一个时期。由于世界各地文字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历史的主要区别是根据具体的论题而决定。学者们为了易于研究，根据过去人类的范围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划分过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类，按文化习俗分类，按不同主题分类。这三种分类经常会有重叠，比如“阿根廷的劳工运动的演变，1930-1945”。
尽管历史研究倾向于一些专门的地点、时间和主题，历史学家也同时会关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内容。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历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词语，就是研究过去人类的所有事情，甚至于更兴起了一门所谓的广义历史。过去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应用或者理论的目的，而还多了一条：那就是对人类过往的好奇
如何阅读历史
一．读史的境界
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的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读史的第一个境界就是权术。
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真正读懂历史，最起码的一个认识就是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拿《封神演义》当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纣王坏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读正经书《淮南子》，《孟子》，可能会发现商纣王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变态；如果你去读专业史书《史记》，可能会发现周文王也许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圣；如果进一步去读更早的《左传》，《尚书》，你的最终结论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纣王，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不好说。中国人一向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然后非得整出一个忠奸善恶来，然而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用善恶标准看待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他发现自己原本无比尊敬的张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败行为，美好形象破灭以后对社会彻底失望，干脆来个几十年不上朝。现在的家长只让孩子看PG -13的电影，培养出来的都是朱翊钧，殊不知R级片才能训练真人才。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凡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读史记》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帮你分析权力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张学良，非常喜欢读《明史》，大约也是出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思。当今在权术史学方面的大家当属吴思先生，他的《潜规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新词汇，其跟后来的《血酬定律》的合订本，叫做《隐蔽的秩序》，副标题"拆解历史弈局"，权术味道十足。我记得记者问他你是否担心有人把你的书当官场指南看，吴思笑说那也没办法，简直是做广告。其实权术也有高级的，比如说《战国策》就比《厚黑学》高级得多，兵者诡道也，一点都不丢人。达到读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不知道善恶的状态。读史的第二个境界就是天下大势。
如果说达到第一境界的已经是人中之俊杰，达到第二境界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只有把历史读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是人改变事情还是事情改变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势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他们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也有关于中国道路应该往何处走的理想。达到这一境界，不但不会去划分好坏人，而且会发现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武则天。大多数人可能对武则天的"面首"问题最感兴趣，并以此来批判她；第一境界的"历史学人"会从宫廷斗争角度去评论，总结一个女人怎样称为女皇，怎样屠杀异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势，就会更加注意尽管当时朝廷上腥风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实过的还不错。看天下大势首先要看大局。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会的大局描写不够。如果100年后有人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很可能得出结论说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搞得学费那么贵，大家怨声载道。但大局是什么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万，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学费贵的大学生，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这就叫大局。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后历史中去看。三国的天下大势不是什么"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国统治集团从贵族阶级到士族阶级过渡的大局中的一个插曲。如果把握了这个大势，就会更加注意袁绍和荀彧这样的人，而不是吕布和貂蝉。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国》最后几集讲述了这个天下大势，其境界显然远高于王立群的宫廷斗争。研究天下大势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和推动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研究天下大势，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变，看经济主要看政策和数字。明朝为什么灭亡？从崇祯的性格去解释，其实不如从整个明朝的税收政策，税率偏低导致国家没有力量干大事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但是把握天下大势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只能靠个人自己体会。中学历史课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天下大势，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国分成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理论到底对不对？郭沫若从个人品质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败，《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难说。就算知道了政策比道德品质重要，那么一项具体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雍正的摊丁入亩，把以前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显然对老百姓大大的有好处，是好政策没错吧？也不一定。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人口暴增，而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情况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最重要原因。再比如说八股文考试，现在主流意见当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确保了公平。如果文章样式内容随便，可以想象身在京城大户人家的孩子肯定见多识广写出来文章比山区孩子好看。比如几年以前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时候，北京分数低录取率高，北京教委的辩护就是我们北京孩子虽然分数低，但是有见识啊！听到这种说法边区孩子肯定反问你会背几句《大话西游》台词就叫有见识？八股的优点就是根本不可能考《大话西游》。八股就好比GRE考试，是一种尽量确保公平的"能力"测验，这就确保了来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说中国大陆学生GRE成绩普遍超过美国学生一样。兴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选择政策真是如履薄冰。达到读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对错的状态。读史的第三个境界就是纯粹为了历史。
大多数人学物理是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学物理是为了使用物理定律为人服务，只有极少数的人学物理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统一感到坐立不安。前面说的两个读史境界其实都有点以史为鉴的用意，而真正的主流历史学家，比如我最近读的这本《Are We Rome?》新书所介绍的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实际上认为古为今用毫无意义，历史没什么用处。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不提倡古为今用，这一点显然比吴思专业。政治家特别喜欢引用历史来说明今天的行动。因为以前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这件事告诉我们的道理，但是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古人遇到的情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行动。搞不好历史学家还会告诉你，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们有争议。一个最新例子就是9/18东北军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板上钉钉一般。金一南2004年讲话介绍了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张学良跟东北军将领讨论之后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因为害怕而主动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我以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家底雄厚，比如空军飞机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战机总数的一半。）最近看到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说大意失东北。（你信么？）那么东北军到底为什么不抵抗？注意从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学到三个不同的人生道理，那么哪个才是对的道理呢？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想古为今用，其实历史上是否发生了这个事件根本不重要。满清入关不需要读真实历史，读的是《三国演义》，而且把"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用来陷害袁崇焕还取得了成功，尽管"蒋干中计"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故事。从小说，寓言，神话中都可以学到道理古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学术界对南怀瑾的最重要批评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实还是虚构历史，其实南怀瑾说的明白，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说里的东西除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浒传分析江湖斗争一点问题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带有功利目的，他们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也是人写的，司马迁也有主观情绪，拨开历史迷雾去分析真实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对错，不知道真假，一问三不知才是真正的历史专家啊！
二．甲申三百年祭
全文大致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第二部分叙述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其中特别详细考证了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重要作用。第三部分说明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听李岩的主张，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注：在发表日期上作者搞错了公农历，明朝灭亡实为农历三月十九，合公元1644年4月25日。
背景：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导读
300多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农历3月19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王朝覆灭。
但随后的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李自成功败垂成，留下千古遗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
300年多前的甲申年的今天，即1944年3月19日，《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迅即引起广泛的关注。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该文，非常赞赏，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60多年来，《甲申三百年祭》一直为我党领导人所重视。
读史可以明智，可以知兴替。在360多年后的甲申年，在6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努力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我们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与考验的今天，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仍然“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2、毛主席亲笔信评论
主席亲笔赞《甲申》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3、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琏，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富者兼并小民"，而"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土寇"了。"土寇"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岩议。岩曰：“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曰：“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子乱”，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频年旱饥"，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雨下"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督师讨贼"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看这开首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崇祯八年"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大约是"庚辰年"的蠢蚀坏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辰年七月初四，入狱自在其后，被红娘子和饥民的劫救，更进而与自成合伙，自当得在十月左右了。同书卷十六《李自成败而复振》条下云："庚辰（十三年）……十二月自成攻永宁陷之。杀万安王，连破四十八寨，遂陷宜阳，众至数十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济饥民，故所至咸附之，势益盛"。在十三年底，李岩在做自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寇贼"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子的一段插话最为动人，但可惜除《明史》以外目前尚无考见。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⑥。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方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小史》本系稗官小说，不一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子的故事是极好的小说材料，而《小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自必确有根据，可惜目前书少，无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玉和沈云英为主人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十出《私奔》也处理着李、牛奔自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心了，竟把李岩作为丑角，红娘子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被解释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自成传》，把牛、李入伙写在一起。又写牛金星携女同逃，此女后为李自成妻，更是完全胡诌。牛金星归自成时，有他儿子生员牛诠同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至《北略》所言自成以女妻金星，亦不可信。盖自成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应该比金星还要年青，以女妻牛诠，倒有可能。
李岩本人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强委身焉"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流寇"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日：“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逆"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逆案"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文武才"，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北略》）。这虽然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遍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一二位清醒的人，而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剿闯小史》是比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岩的动静时有叙述。"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行，即访问民间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这所述的大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是他曾谏自成四事，《小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大抵相同，兹录从《北略》。"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二、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攘攘，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三、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一是严肃军纪的问题，一是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足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剿闯小史》还载有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牛、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一件是他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人。闻先帝已崩，将自缢，贼众已入。伪将军李岩亦河南人，入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
随差贼兵同老宫人以肩舆送归其母家。至是，又缢死。"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人，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具有"严正"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又纪昀有《明懿安皇后外传》。目前手中无书，无从引证。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
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箭至，数十人踵其门。曰：“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里人无不沐其德者。奉辛公子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乃下马罗拜，痛哭而去。"《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生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十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史。刘理顺传》（《列传》一五四）则仅言"群盗多中州人，人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李岩护卫的一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假使让"盗"或"贼"附骥尾而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不及《小史》完整。今从《小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日：“波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日：'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
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会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像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的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吴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儿戏。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自成以四月十九日亲征，二十六日败归，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向西安进发。后面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成自己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力收复了，而悲剧人物李岩，也到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诺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史。李自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小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二种言李岩与李牟兄弟二人同时被杀，而在二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北略》卷二十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入，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自成传入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自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二年二月潼关失守，于是又恢复了从前"流寇"的姿态，窜入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月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余部归降何腾蛟，加入了南明抗清的队伍。牛金星不知所终。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脱稿
附识：
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①"炀灶"是说人君受蒙蔽。譬之如灶，一人在灶前炀火遮蔽灶门，则余人不得炀，亦无由见火光。出处见《韩非于·难四》及《战国策·赵策》。--作者注
②手实法，唐代曾施行，限人民于岁暮自陈其田产以定租额。来神宗时吕惠卿亦行此法，甚为豪绅地主等所反对。--作者注
③巴寡妇清以丹穴致富，始皇曾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作者注
④卜式以牧畜致富，汉武帝有事于匈奴，卜式输助军饷，武帝曾奖励之。事见《史记·平准书》。--作者注
⑤"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十八孩儿"或"十八子"切李字。"兑"在八卦方位图中是正西方的卦，其上为乾。乾是西北方的卦。李自成崛起于陕西，陕西地
处西北，当于乾位，故言"兑上坐"。又"乾为君"，故言"得天下"。--作者注
⑥说文社于一九四四年出版此书，封面的书名为《李闯王》。按：《剿闯小史》其书，名称不一，据今见到的说文社一九四四年初版和一九四六年再版，封面为《李闯王》；
张继《叙》却标名为《李闯贼史》；无竞氏《叙》又标名为《剿闯小史》；各卷标名也不一致，第一卷至五卷为《剿闯小史》，第六卷至十卷为《馘闯小史》。
三．读史的方法
读历史书首先要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心的是作者将历史书所限定的范围。每一本历史书都有一个特殊而且有限定范围的主题。但是，不见得读者会仔细到看出作者为自己所设定的范围。因此，如果我们要把历史读好，我们就要弄清楚这本书在谈什么，没有谈到的又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要批评这本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没谈到的是什么。一位作者不该因为他没有做到他根本就没想做的事情而受到指责。
第二个问题关心的是作者用什么方式写历史。历史书在说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当然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般的纲要架构因此决定下来了，用不着我们去搜寻。但是说故事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位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说故事的。他将整本书依照年代、时期或世代区分为不同的章节？还是按照其他的规则定出章节？他是不是在这一章中谈那个时期的经济历史，而在别章中谈战争、宗教运动与文学作品的产生？其中哪一个对他来说最重要？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些，如果我们能从他的故事章节中发现他最重视的部分，我们就能更了解他。我们可能不同意他对这件事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尤其是当我们对这方面的主题有特殊研究时，作者却误用了资料。我们发现他竟然没有读过我们曾经读过的某本书时，会有点生气的感觉。他对这件事所掌握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状况下，他写的就不是一本好的历史书。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要能兼具说故事的人与科学家的能力。他必须像某些目击者或作家说一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一样，知道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发生过。
最后一个问题：这与我何干？可能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能像历史一样影响人类的行为。讽刺文学及乌托邦主义的哲学对人类的影响不大。我们确实希望这个世界更好，但是我们很少会被一些只会挖苦现实，只是区别出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这类作者的忠告所感动。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过去所做的事，也经常引导我们作改变，尝试表现出更好的自我。一般来说，政治家接受历史的训练会比其他的训练还要收获良多。历史会建议一些可行性，因为那是以前的人已经做过的事。既然是做过的事，就可能再做一次—或是可以避免再做。
因此，“与我何干”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务面，也就是你的政治行为面。这也是为什么说要把历史书读好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政治领导人物固然经常根据历史知识来采取行动，但却还不够。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很渺小又危机四伏，每个人都该开始把历史读好才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