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最终并坐稳朝廷应该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小概率事件，是博弈各方谁也不曾设想到的一个局面。
话说明朝末年，由于嘉靖皇帝几乎有33年的时间不理朝政，陷于皇帝和朝臣的对峙困境。大明王朝自万历十五年起，也就是1582年，就已经大厦将倾。
虽然后来的崇祯皇帝自称勤勉，希望努力挽救大明王朝覆败的命运，但是独木难支，再加上崇祯皇帝心胸狭窄，也没有开国皇帝那种革除积弊的气魄和敢于负责的担当，所以在大明王朝的制度改革方面乏善可陈，所以大明王朝成了风雨飘摇中的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先说明朝的最大敌患，蒙古---自从被逐出中原之后，就再没有一位成吉思汗灵光再现能够统一各部，也就没有格局和境界重新能入主中原。因此，明朝最大的敌患实际上已经不成为明朝的最大威胁，只是骚扰边关而已。
明朝是在把占据中国的元朝打败后，赶出长城之外的。但由于蒙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败退关外，但蒙古诸部一直袭扰明朝边境，让明朝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屯重兵，置诸王与边塞坐镇统兵以防御。燕王朱棣能够推翻建文帝朱允文，靠的就是老皇帝在北京留给他的兵马钱粮，那是原本为了防备蒙古入侵的。
终于到了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剌也先部崛起，在土木堡一战，明英宗也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虏。从此之后，蒙古之患的防范更是成了明朝廷的重中之重。
虽然大明一直把蒙古作为最大的边患，但是由于蒙古部落的分散，自从瓦剌昙花一现之后，蒙古再也没有恢复大元时期的辉煌。蒙古再也没有一位成吉思汗横空出世，统一蒙古之后来觊觎明朝的江山。
实际上这个最大的敌患，由于自身的原因，除了骚扰抢劫之后，再没有一位首领能够有格局和境界，来实施一个统一的战略、实施几十年来逐鹿中原。因此，蒙古只是表面上的最大假想敌，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真正威胁明朝的江山。
其次是内忧流民起义，以闯王李自成为首。
可惜，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终不免流寇习气，习惯于抢了就跑。从来没有真正做好问鼎天下的战略和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境界和格局为此兢兢求治、求才若渴，只是一步步向前推车而已，走到哪里算哪里。
说李自成一直想推翻明王朝，那是胡扯。本来就是有点天生叛逆，再加上被流民裹挟，自己想活命，不想事越干越大。
在商洛山死里逃生之后，闯王李自成的格局和野心也在变大，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也有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资本。与官兵作战，闯王的队伍，也是所向披靡。
攻下西安之后，李自成曾经在谋士的建议下，曾经向崇祯皇帝求和，要求以西安部分为界，做一个国中国，小朝廷，能够让抢劫的果实能够合法化，从此暂且息兵。
实际上，闯王此时的格局和境界，也不过如此，并没有说胸中一定有大志，攻到北京要做改朝换代的皇帝。
但是，李闯王的谋士有这个野心。格局也不大、境界也不高的牛金星有这个野心，因为他想借势成为开国宰相，一扫在明朝被轻视和忽略的内心屈辱感，在历史上给自己和家族刷存在感。
闯王的队伍里，真正有大格局和高境界的是被迫投入闯王队伍的李信，再加上李信的忠诚。可惜，以闯王队伍之流如何能够识透气量狭小、好进谗言的牛金星和忠诚、大格局的李信之间的区别？到底，还是听信牛金星的谗言，杀了李信。
因此，在给崇祯求和，要求做一个西安诸侯王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的时候，牛金星就怂恿闯王打到北京，做开国之君。
李自成在入京之后，根本就没有想到如何在朝廷坐稳。就陷入了草寇骤得天下的混乱当中，当时已经管不了一帮草寇功臣对没来得及逃跑的北京大户的敲诈拷掠。刘宗敏更过分，为了一个陈圆圆，把手握重兵在山海关首鼠两端观望的吴三桂的爹给杀了。
逼得吴三桂只剩下一个选项，带清兵入关，与李自成决一死战。
流民草寇的格局和境界，在求活命的生死挣扎下，挣得了老天给予的机会。但是，他们没有把握这不期而遇的机会的能力，因为德不配位。
第三是偏居一隅的建州满清努尔哈赤。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一直在建州（今沈阳）附近，无非是为了生存求得喘一口匀和气而已，让自己族人不再受当地官员的压榨。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格局和境界，恐怕也没有与明朝廷公开分庭抗礼的心理和自信。
满洲一直到入主中原的时候，人口不过60万，全民皆兵也不过是5万八旗精兵。而大明王朝当时有人口1亿人，常备军就有200万人。
不用说，大明王朝如果倾巢而出，人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建州的满清给淹死。
只一个书生袁崇焕，就在沈阳城墙用红夷大炮把努尔哈赤给一炮打死。有袁崇焕一个钉子，钉在长城以外，八旗兵就是入关又如何？断了后路，还不是要死翘翘！
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蠢，并且是蠢到一起了。先是袁崇焕为了树立兵部尚书的威信，诱杀毛文龙，自毁长城，自己替满清剪除了一个最大的后患。
后又是崇祯皇帝中了满清的反间计，把带领9000精兵千里回北京解围的袁崇焕给千刀万剐，让全城百姓食其肉，替满清拔除了最大的仇敌（用大炮炸死努尔哈赤）和留在关外最大的钉子。
实际情况是，在求生存空间的斗争过程中，满清贵族的胃口越来越大，不再满足于在边庭让朝廷给赏几口饭吃。
还是在明朝廷不得意的一些知识分子，果断地投靠新崛起的满清，给满腔贵族皇太极、多尔衮带去了格局和境界，带去了推翻大明、入主中原的野心。尤其是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老师洪承畴的叛明降清，反戈一击，大明终于不支。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野心，有入主中原觊觎明朝朝廷的雄心，有这样的大格局和境界，皇太极才步步为营，一步步羽翼渐丰。反间计诛杀毛文龙，孤立反间袁崇焕，得到朝鲜，一步步在建州谋划全局。应该说，这时候的皇太极的格局和境界，应该和打下西安的李自成一样，仍然没有胆量去得到明朝的天下。此时。做一个东北王是可以让皇太极在东北满足一阵子的。所以，存在与明朝暂时息兵的可能性的。
皇太极之后的多尔衮就不一样了。像一只狼一直在高度警觉捕捉猎物一样，多尔衮抓住了历史给予满清的两三天时间，也就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书信到来的那一天犹豫迟疑。
因为，一直为敌的吴三桂关宁铁骑其彪悍的战斗力，源自于戚继光训练的蓟辽地区防范蒙古的兵力。焉何不有可能是明朝的诱兵之计？把清兵引入关内聚而迁之？
正是一天之后的犹豫之后，多尔衮抓住了历史给予满清的唯一一次机会，接受吴三桂的投降，入关作战。
也许，正是多年来跟随父亲和皇兄的征战驰骋，也许是多年来的冷眼观察以及把握大局的直觉，让青年多尔衮做出来这个满清历史上最重要的决策。
也许，是在孝庄下嫁的羁縻之下，让这位摄政王觉得只有立下不世之功，才能解决继父王与皇帝之间的尴尬。让多尔衮的荷尔蒙陡增，下定了与天赌一把的决心。
这把赌局，多尔衮是最后的赢家。赢在格局和境界。
第四是与皇帝和皇权一直分庭抗礼的朝臣一派，没有格局和境界意识到大厦将倾之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始终用道德和礼法来与皇帝和皇权争夺朝廷权力，让朝政陷入僵局。
这种僵局的形成，自明神宗万历时期达到高潮。万历皇帝为了表达失望，竟然在满清崛起的时刻，有33年的时间不理朝政。就那么和朝臣在僵持，谁也没有找到缓和和缓解的办法。一直到，明朝灭亡，这种僵持一直存在。
博弈的第五方是手握大牌和出牌权的崇祯皇帝以及皇权一方，因为格局和境界，让局势陷入了一圈圈的下行螺旋过程当中，大厦终于不支。
在内忧外患两面受敌，李自成张献忠全国范围内农民流寇的冲击之下，在满清八旗精锐的一次次冲入长城关内围城动摇根基的打击下，轮番冲击之下，大厦一日间轰然倒塌。崇祯自己也在梅山上吊自杀。
崇祯皇帝是勤勉的，他的勤勉程度，恐怕只有康雍乾之间起过巨大作用的雍正皇帝才能相比。
但是，崇祯的勤勉，因为格局和境界不堪，因为气量狭窄，他的勤勉是无用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崇祯临死的时候，据说最后一道遗诏是“诸臣误我！”，我想，当时崇祯一定是心有不甘，充满了恨意。
就凭此一句话，证明崇祯至死不明白，好好地一个大明朝，怎么在一个勤勉的皇帝手里，一步步走向覆灭？
后者观史，不妨假设。实际上，历史是给与了这位勤勉皇帝许多次挽大厦于将倾的机会的。可惜，由于格局和境界，由于气量狭窄，注定崇祯皇帝不是那个中兴的开国之君，只能是吊死梅山的亡国之君。最后，连自己的妃子孩子，因为害怕受辱，都要自己动手砍死。最珍爱的九公主不死，也是因为被崇祯皇帝亲自砍断一只胳膊之后昏死过去，才被人救起。
大臣都知道，大明王朝不能两面受敌，因此他们有“攘外必先安内”，这也是后来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兴起用的策略。
崇祯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也想两头里选一头，先按住一只葫芦，再去收拾另外一只。只是格局和境界，以及怕承担误天下的责任，不敢担当，在犹豫彷徨当中犹疑不决，没有抓住机会。
第一，李自成求和的机会。
李自成没有格局和境界坐天下，听流言“打天下18年，只能坐18天”，他信了，就说明没有长谱。
当终于打下西安的时候，李自成是喜出望外的。那个时候的求和，也是内心的期望值，如果能够得到西安，做一个地方王侯，大家有肉吃有酒喝，就会起码止住继续掳掠的步伐。也许，暂时可以让明朝廷缓一口气，专心致志去对付有野心的满清贵族。
后来，崇祯拒绝了李自成的封王求和，李自成反正求之而不得，那就继续打呗。所以，又一直掳掠下去，继续冲击千疮百孔的明朝廷。终于势大，围城，攻下北京。
第二，杀袁崇焕、诛毛文龙，一错再错，放弃朝鲜，最终让满清可以一心一意调转方向，像一群狼一样，对着一个口子不断猛撕，直至血尽而亡。
留一个袁崇焕，留一个钉子在关外，局势何至于如此！
第三，与满清和解，然后专心致志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消灭肃清流寇，然后腾出手来，再去收拾建州满清。
第四，崇祯最后的机会在李自成围城之后，他可以弃城而走，到南京重新收拾河山，卷土重来。
朱元璋给崇祯留下了与别的王朝完全不一样的两副朝廷体制。
明朝因为建国初期一直防范蒙古，在北京住有重兵和钱粮，并有燕王朱棣统帅。而朱元璋则长期经营南京朝廷。
朱棣在兴兵夺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和南京两地经营。这样的结果，是两副朝廷的架子和官职体制是完全一样的。
不像别的王朝，只有一副集权的朝廷和官吏。在李自成大兵围城的前一日，崇祯是有想法，也想到了可以去南京重新收拾河山。
但是，死要面子的崇祯，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个替死鬼来当靶子，让大臣来提出，皇帝需要离开被围困的京城，到南京去另辟天地。那样，皇帝就不用承担弃城而走的指责。
因为袁崇焕的死，又有哪个大臣又敢于或者愿意出这样的主意呢？尤其是这样一位不敢担责，遇事只会推给朝臣的皇帝，大臣哪里有信心相信这位犹疑不决的皇帝呢？
崇祯这时，最笨从保命的角度出发，带上三五个随从，直接到南京去，保有东南半壁江山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君不见，后来名不正言不顺的三位藩王，翻来覆去的小人吴三桂，在云南边陲起兵，也竟然震动东南大半壁江山，让最精锐的清朝八旗精兵一直打了8年才平息三藩之乱。
如果是有合法权的皇帝在南京主政，有一个完整的朝廷文臣武吏架子，有左文贵等猛将，稳住江南半壁江山可以说中等之才就可以办到。
可惜，这样最大的一副牌，也没有使用。因为崇祯没有这样的格局和境界，他不是一个有为的开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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