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在1961年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参与了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随后写下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其中提出了“平庸之恶”一说。在她看来，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同样具有屠杀同类的恶行。这一观点随后便招致了巨大的议论，同为犹太人，为何在纳粹的种族大屠杀中会成为帮凶？
在审判中，艾希曼认为自己只是在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而自己则成了体制的替罪羊，他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时说道：“那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我做的，我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自己主动做什么事；我只是一个零件，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的；我站在这里受审，纯属偶然。”艾希曼认为不管是谁站在他的位置上都会导致大屠杀，你要审判就应该审判体制，如果要审判个人，体制里的每个人都有罪。
“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这是阿伦特在《反抗「平庸之恶」》一书中的回应，如果没有了罪的分别，罪人也就没有了意义。但艾希曼的言论给予我们思考在于为什么普通人会甘愿成为这一巨大机器中的零件？在体制中，个人的责任是什么？
如果我们回到大屠杀悲剧发生之时，有两种人间接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一种是拒绝参与公共生活，既不抵抗也不合作的人；另一种则是像艾希曼那样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守本分”，服务于纳粹事业的人。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恶魔，他们也没有主动选择做恶，但却成为这场悲剧的最大帮凶。
那些大多数拒绝参与的人是敢于做出自己判断的人，但阿伦特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认为自己并没有犯罪，即建立出了一套更好的价值体系让自己心安理得。他们也许知道这是一项罪行，但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与自己和睦相处，为了避免自己与罪行有更多的牵连而选择了不参与。这些选择无作为的人恰好是那些最早屈服纳粹体制的人。
他们选择什么都不做并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能够让事态变好，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与自我的共存。也许你会问这样做良知何在？而良知只是一种觉悟和体验方式，并不是一种判断是非的能力，良知让人们通过感觉来认识到对错，而感觉因人而异从来就没什么统一标准。
另一种像艾希曼这样的参与者把体制和集体当作挡箭牌，他们似乎是有些无可奈何地参与到了恶行之中，甚至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在完成执行命令这项义务。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组织都要求服从上级及国家的法律，没有服从政治体就不复存在。
阿伦特找到了这一观点的源头，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有一句话是“一切政府都基于同意”，如果再往前追溯，则是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基于大多数人同意的观点。对比两者就会发现，参与者观点的谬误就在于把服从（obedience）等同于同意（consent）。在政治上，服从就意味着实际上你在支持那个要求被服从的组织、权威或法律。当把“服从”换作“支持”，双方的关系似乎就显得平等一些了，如果一个人要干一件大事，没有他人的支持，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成功。悲剧就是这些无数支持者在服从的名义下不断行使自己义务的过程。也正是这种服从的观念让单一的个人变得强大。
在这个需要公众参与“责任重大”的领域，那些拒绝参与公共事务的人通过逃避来表示拒绝，而那些参与者则在服从的名义下支持了体制的运转，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武器。“平庸之恶”便存在于这种逃避责任与服从命令的惯性中。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并不是为了要在法律或道德上惩罚“恶人”，而是提醒人们“平庸之恶”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成就纳粹堡垒的就是那一个个无名之人。
平庸之恶的产生在于人们在机器的运转中成为只听从命令的零部件，只有其功能在发挥作用，不知如何判断也不会抵抗。因此想要让人们自发地产生人性与个性，需要不断地思考和记忆。当一个人沉浸在思考和记忆时，他知道他必须与自己相处和生活在一起。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中，他才会允许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有所限制，这些限制是自发的，不是由外界强加的。
当个人与自己相处时，阿伦特提到了一种“独在”（solitude）状态。这种状态下自己与自我在一起的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存在或陪伴，还有相互之间产生的思想活动，就像一个人不断地在与自我对话，反复讨论某些东西，不断思辨的过程。
在这一活动中，自我存在和自主判断得到澄清和实现，人们才会越来越认清和把握自己，而不会轻易地被普遍的潮流或简单的诱惑卷走。个人的是非标准也会在这种反复的思辨中产生，“我应该做什么”就不会被周围的人们所共有的习惯和风俗决定，也不会依赖某种有着神圣起源的命令，而是依赖于自己对自己的判断。
阿伦特提出克服平庸之恶的方式就是在不断地思考与记忆中认识自己，在与自我的对话中产生“不能做什么”的良知，才能对作恶设置种种限制，形成自我约束。
本期翻书：《反抗「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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