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做徐州太守时写下的《放鹤亭记》里，这样称赞徐州的景色：“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苏轼是在云龙之巅，发出的感慨，七百多年过去了，奔流而过的黄河已经改道往北了，开封已经不再是繁华的国都，徐州天子近邻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送友人西去的驿道上，也只有十里杏花依旧。
苏轼的来徐州，实在算不上贬谪，以徐州北宋国都门户之要，理应是重用了。苏轼文学上的崛起，以林语堂的看法，徐州外放的生涯就是一道分水岭。这在柳永的词里便可觅得见痕迹，“平生不取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
被收入《古文观止》的《放鹤亭记》就不说了，燕子楼诗、古诗六首，总该记住了吧。苏轼的位列八大家，其成就之大者为散文和豪放词，古诗几乎不被人所知,但是苏老先生在徐州任上一口气就写了六首。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诗，贴近生活的感觉与别的诗人便很不一样。
在这些诗里看得见卖黄瓜的老叟，缫丝的农妇，闻得见枣花的清香。我一直在想，苏轼文风的转变，徐州的先民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徐州的自然风光，山河湖泊，对他的性格的默化作用不可低估。
苏轼知徐州太守只有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即便素夜不寐地工作，也做不了多少事情，况且苏轼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士大夫，除却纵情山水的时间，那里能有多少空闲去处理公务呢？苏轼的政绩，也不过就是带领军民守城防水，水后又筑了个苏堤，便被后人称道，念念不忘近八百年，此亦无他，以文传世耳。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从古至今，不知要埋没了多少人。因为徐州是一个险要的地方，镇守徐州的人选，一定是得力的人才。为政的人不一定作的好文章，政绩不宣扬出来，传之不久，怎么能为后人所知呢？孔子几千年前就讲过了：“道不以文，其能久乎？”科举制度出来的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宣传不够，自己不会写，或者秘书写出的文章够不上孔子的“文”的标准，苏轼捡了个大便宜，他们也只好干瞪眼了。
不过苏轼是个得道的高人，出世与入世相处得很好，“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清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同章下）同为豪放一门的陆游、辛弃疾的诗词境界便依次下降了，大概是他们没有苏轼的大起大落吧。
200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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