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受到了后世人基本上清一色的好评，后人对李鸿章的评判可以说是褒贬不一。

鉴于这一点，谈李鸿章，我们尽量抛开他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因为这一点说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今天，主要本着学习的态度和目的，来看一下我们能从李鸿章这位北洋大臣身上学到什么。

一、 一定要珍惜“遇到”的好老师

1844年，李鸿章参加乡试，一举夺魁，这意味着他可以再通过进士的考试后，迈向通往仕途的大门。

这时，拜师尤为重要，1845年，李鸿章有幸成为曾国藩的学生。

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身上的傲慢，以身作则地对他严格要求，比如说，曾国藩统领湘军时，要求幕僚与自己早上一起吃饭，而李鸿章不想早起，曾国藩环视餐桌时，没有看到李鸿章，就命令大家等着。

等不来时，曾国藩就命人去叫，叫一次，李鸿章不起来，曾国藩再命人去叫一次……

直到李鸿章来了以后，大家才开始吃早饭。

如此一来，李鸿章的“迟到”给餐桌上笼罩了一层紧张的氛围，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曾国藩也一句话也没有说。

吃完饭后，曾国藩义正言辞地对着李鸿章说:

“少荃，倘若想在这里做幕僚，就不允许弄虚作假，待人唯有一个‘诚’字，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曾国藩之所以严格要求李鸿章，是因为他对李鸿章的期待很高，曾国藩曾经说李鸿章是他幕下唯一的“统领之才”。

太平军后期，危及江南三角洲，曾国藩知道朝廷忌惮湘军的日益壮大，同时，他自己也感觉湘军染上了不少恶习，就想解散湘军，重新组建义勇军，他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李鸿章，也向朝廷举荐了李鸿章。

这让李鸿章从幕僚一跃变为江苏巡抚，真正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对我们非常严格的人，要把它看成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

二、 必要时的果断措施

李鸿章来到财力雄厚的上海后，上海财政大局被上海道台吴煦和商人杨坊两个人掌控着。

李鸿章想掌握财局，开始却无计可施。

他先在上海慢慢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半年后，他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架空了吴煦和杨坊。

据《李鸿章传》记载，有一天，李鸿章以微服私访的形式直接走到了上海道台府，进来后让吴煦大吃一惊，他和颜悦色地说:

“鄙人承蒙巡抚这一重职，对于税收却不甚了解，听说道台的帐薄清晰易懂，不知能否一读？”

吴煦拿出十几本帐薄给李鸿章看，李鸿章翻了翻后，抬头又问:

“不止这些吧？”

吴煦又拿出几本账簿。

在李鸿章的再三催促下，吴煦把账本都拿了出来，李鸿章看着那些账本说:

“这些帐薄如此多而复杂，今晚想必是看不完了，且带回去仔细看。”

拿回账簿以后，李鸿章又弹劾吴煦的左膀右臂……

很快，让吴煦和杨坊再也没有了染指财政的可能性，李鸿章掌握了上海和江南三角洲的税收，成了维持数十万淮军的主要经济来源。

李鸿章的出其不意，令对手始料不及，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子兵法*计篇》中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这看似雷厉风行的动作，其实是建立在李鸿章对上海和江南三角洲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里，我们不仅要学习李鸿章的果断措施，也应该看到和想到李鸿章在采取措施前的把握。

三、见多识广，增加自己前瞻性目光和行动

在上海和江南三角洲，不可避免地接触外国人，这样的经历让李鸿章感受到了当时国外优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还有日本会对中国的威胁，1872年，他在给曾国藩寄去的信函中写道:

“汽车、军舰制造乃自强之策，然中国的政体乃官与民，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无论资金和人才，皆远不如西方，尚且不如日本，乃实情也。

日本在君主主导下官民齐心协力，资金人才源源不息……”

对于中国发展前途的堪忧，李鸿章不仅仅停留在说的层面上，他还开采矿山、铺设电线、开办学校、创办军需、民用的洋务企业，组建海军，建造船舰，采购军舰。

可由于中国当时人才的匮乏，企业的经营和运行状态都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而且慈禧太后也把李鸿章所掌握的大部分财源又用来建设颐和园，让李鸿章的强军强国的梦想和行动雪上加霜。

但李鸿章优于他的同僚们的对国际形势的前瞻性的见识和行动是不可否认的。

结语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这是事实。

梁启超还说，李鸿章只知洋务，不知国务;只知军事，不知民政;只知外交，不知内治;只知朝廷，不知国民。

我觉得这样的评价还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要评价一个人，我们得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是红七六，关注我，我们一起学习，改变、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