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什么样？”
“天太黑看不清。”
“不许去了，再也不要去，我们离开这里。”我说什么她都答应，直到精疲力竭地睡去，我抚摸她的腿，把药抹在每块被虫子咬得凹陷的皮肤里。
我看了眼日历，原先仿佛可以做很多很多事的六天只剩下了两天半，好像做什么都不太够了。我吻了她的额头，告诉她等我回来。
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她急疯了，从门栏上一跃而起，扑到我怀里。她以为我又抛弃她，一声不吭地走了，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在云南，在南美洲，我都对她做过这样的事。我拿出一沓钱，告诉她收拾东西现在就走。她以为我去抢钱了，我也不否认。
其实这么急着走，不是因为犯了罪，是不想在这里遇到那个被我打到没种的混混，估计今晚他要接的骨头是不少。在我这样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懂些黑吃黑的脏事也正常，动了我的女人，总归要付出些代价。打听到他根本没费事，我先找收高利贷的治了他，又截了他手里的冰毒到黑市卖，我给他留条活路，等交货的日子到了，更有他的颜色看。
第二天，我和她去了神庙，我们体验了观礼项目，在被告诫要在神像面前保持恭敬之后，我们不谋而合地偷偷在神像下面接吻。我们的叛逆有多强，爱欲就有多深。
出来的时候，竟然看到有人在拍婚纱照，即便不是那对酒店情侣，我们依然觉得好笑。路边商业化的小街道，有租售婚纱的店，里面是一堆蚊帐材质一样的裙子和刺绣安排地不合时宜的西装。我们顺理成章地付钱，穿上，合照。这种简陋的仪式，依然给我无比真切的感觉。去民政局领证的也可能是假的爱情，儿戏一样的过家家也可能动了托付一生的心思。就像我相信自己的每一个谎言。
我们各拿了一份照片，玉生拍完后很快地脱下婚纱，她不会因为这种仪式就对我抱有希望，或者觉得我们的以后还有转机，有时候我很好奇，她是如何把最炽烈和最绝望的爱融为一体。然而，在我预料不到的地方，我对她产生了更多眷恋。
她去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我在路边闲逛，看到一个手工摊上一堆珍珠耳环格外好看。我想起那天她出浴后的样子，悄悄买了下来，那一刻我拿定主意，我要在一起回国的时候给她，用这对十埃币的耳环向她求婚。
这个电话打了很久，她歪着头，眼角低垂，告诉我自己所有号码都留的一个朋友家，朋友通知她，大使馆来过电话，明天就可以去取护照离开这里了。我喜出望外，这样我的计划就可以更早地实行，我故意不隐藏这种快乐，看她因为我的快乐而思虑深重，强颜欢笑。我暗想，顾玉生啊，你会被我作弄一辈子的。
“哎，如果你要跟一个人私奔，你会去哪儿啊？”她故作轻松地问。
“去希腊吧。”我想也没想，“那里是柏拉图之恋的发源地。”
“我知道真正的柏拉图是什么意思。”她像是自言自语。
埃及的最后一夜，我们租了帐篷在黑白沙漠露营，两个人喝了七瓶酒。她把一切当作离别，我为未来欣喜不已。我们听到隔壁帐篷的小情侣用台湾腔吵架，听到醉汉摔碎酒瓶，有人弹吉他，有组团旅游的学生放声大笑。同一片星空下，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故事同时发生。
睡觉时，我亲吻她的额头。我心甘情愿未来五十年都这样，每晚和她一起入睡。被她嫌弃皮肤太热，告诉她挤在一起才没有蚊子咬她这样的鬼话。
晚安，好梦。
第二天醒来时，我叫了两声她的名字都没有应答。我走帐篷，昨天大部分帐篷已经搬走，留下些垃圾显得格外荒凉。我以为她只是去厕所了，转身进来看到帐篷上用荧光笔写了三个字：我走了。
我冲了出来，在沙地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可是她走太久，风已经把她的痕迹吹平，我无处可寻。我拿着婚纱照问路上每个人，他们重复地摇头；我跑到大使馆，他们说她来过了；我跑到机场一个候车室一个候车室地找，但根本没有她的踪迹。
我在开普罗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握着原本要送她的耳环，我不断告诉自己她会出现的，一定会的。等到天黑，等到开始下雨，人群熙熙攘攘，没有一个是她。
我把照片藏进里面的口袋，手指碰到了神婆给我的纸条，我以为这会是神灵给我的最后一道指引，我颤抖着打开。
“when you wish the snowdrops back, she will say what mere fiends say.”(from the lost mistress)
当你希望雪花回落，她只会说普通朋友的话。
我不迷信，却在这一刻被它抽空了力气。后来的记忆有些模糊，周围很吵，我的脚离开了地面。我哥的神情和当年接我出院时一样，怜爱中带着长者不共情的关怀。
我把照片撕碎，从直升机窗口扔了出去。她的名字和容貌同时开始模糊，和我所有认识过的女人们一样，化作幻影。唯独那个男孩的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他问我，要不要一起私奔。
“去希腊吧。”我在电话亭外回答这个消失女人的声音飘回了十年前，像一句迟来的忏悔。
他终于笑了，珍珠耳环晃得我睁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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