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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难题，宋代名相凭什么靠一张告示就解决了
神州日知 乐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华大地这块肥沃的土地养育了无数华夏子孙，使其茁壮成长。
常说勤劳智慧的中华子民创造了5000年悠久文化。
智慧，其实除了诸葛亮般的经天纬地之才外，更多的先贤在岁月长河中，发挥自己的聪敏才智，造福华夏子孙。
这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秦朝时，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至今仍惠泽天下。
不过，作为农业大国，水患直到今天也我们面临的大灾难，从大禹开始，兴修水利自古就是官吏造福百姓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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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之前的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一带修建了一条南北水渠。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兴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
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百姓由此受益很大，都颂赞孙叔敖是爱民如子的好官，要为他树碑立传。
可是，水渠修成后，沿堤的农民就开始在旱季把庄稼种到堤岸边，有的甚至把农作物种到了堤坝内。
等到雨季来临时渠水上涨，这些农民为了保住自家的渠田和庄稼不被淹，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
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水渠被挖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经常因为决口导致水灾，危害水渠两边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这样，一项辛苦修成的“水利”工程变成了潜在的“水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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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形，历代苟陂县的官员都无可奈何，一筹莫展，拿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每当渠水暴涨成灾时，便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耗费巨大，并且年年如此。
一到夏季发洪水时，军队就得随时待命抗洪修堤，苦不堪言，同时也加重了沿堤百姓的负担。
如果一任县官在渠水暴涨时能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治水有功，他便会被百姓称颂为好官；
而如果县官在水灾时置之不理，造成一定的损失，他便会被百姓贬损为庸官。这样延续了1500年，苟陂县一带便出现了87位好官，而庸官则多达39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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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谷
到了宋代，李若谷出任苟陂县知县时，同样也碰到了决堤修堤这个头疼的问题。
他一改以往历朝历代的做法，他不仅把以前集结的护堤军队全部遣散，还让杂差在水渠边的乡镇村庄贴满告示：“今后凡是水渠决口，本县概不抽调任何军队护堤，而只抽调沿渠百姓自行修好决口的堤坝。”
百姓们都对李知县的做法忿忿不平，私底下议论他是有史以来最不得人心的庸官。
话传到李若谷的耳朵里，他哈哈地笑了：“好官庸官不是评出来的，得看最后的治水效果。”
果然，此后沿堤的百姓都因害怕在水患时被抓去救灾，再也没人为保自家良田而擅自放水，甚至在堤岸边种的庄稼也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谁去种谁去修，两相对照，修堤坝所花费的代价远远大于种田的收益，得不偿失，一点都不划算，自然也就没人去种田了。
“水害”得到根本治理，人们这才意识到李若谷是真正有为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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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南水乡的李若谷，曾与宋朝三代统治者共事。
他出生贫寒，而且父母早逝，但是，他还坚持读书，不久后他就中了进士，从此他做官的生涯就开始了。
他曾在多个地方担任官职，而且级别就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和省长那种，后来从一个无名小卒一直到吏部侍郎。
从《宋史》李若谷传记看，李若谷是一位非常重视“民生”的好官，而且特别会理财。
李若谷仅凭一张告示就解决了近千年无法解决的难题，不是说他有多大的本事，他只是把危害和利益拴在一起，让老百姓知晓其中的厉害，明确责权，这一困扰地方官多年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此可以看出，比修堤抗灾更重要、更有效的，是引导人们消除自私自利的念头，修筑起自律自理的堤坝。
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云：“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
所谓小智者治事，上智者治人，上睿者治法。
真是“治心”胜于“治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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