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巴陵郡，滕子京被贬是经济原因。这倒不是说滕子京贪污了，而是滕子京在镇边时，为了维护民族关系，擅自把军费挪用去请少数民族首领吃饭。被贬前，范仲淹极力上书施救。范仲淹这是第二次救滕子京了，第一次则是在战场上，那次滕子京被西夏军队重重包围，是范仲淹亲自带着一万多军队给滕子京解了围。那一次，范仲淹救成了，这一次，范仲淹没有救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同一年，范仲淹也被论为朋党而被贬，他主持的“庆历新政”也就失败了。
范仲淹救滕子京，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两人在军事观念上其实都差不多。属于对外作战中的“主守派”。注意，主守派不是秦桧儿那种主和派或者投降派。而是主张占据重要地方，对西夏尽量采用守势，朝廷不主动挑事，用恩威并施方法来收拢少数民族的心。范仲淹自己就曾亲自写信给李元昊，安抚他不要惹事，彼此相安无事最好。不过范仲淹的想法，李元昊和宋仁宗都不太喜欢。——大家都觉得自己厉害时候，还是得较量较量。
较量结果，宋军败。李元昊甚至带着大军准备偷袭长安、洛阳。不过最后还是忌惮那个一直劝他别动手的范仲淹，军队晃了一圈就回去了。这似乎间接证明了范仲淹主守思路的正确性。
这也是范仲淹在庆历四年要上书搭救滕子京的原因。
庆历四年这一年，欧阳修到还没被贬，但当范仲淹被戴上“朋党”大帽子时候，欧阳修却逆势而上，写了一篇《朋党论》来为范仲淹等人辩驳。文中他提出了“小人只有利益没有朋党，君子才有朋党”的惊世骇俗之论（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这种”我是朋党我有理“的态度，在宋仁宗眼里看来就是奇谈。但宋仁宗还是忍了，没有贬欧阳修。但欧阳修并不罢休，第二年，即庆历五年，欧阳修再次上书为范仲淹、韩琦等人辩解。这次仁宗不忍了，但宋朝自称不因言获罪，所以就以欧阳修外甥的经济问题为借口，将其贬为滁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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