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可以读出生活的趣味，可以读出亲情的美好，甚至可以读出历史的沉重。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杨绛先生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一家人生活得如此有趣味，如此有爱心，快快乐乐地过了一辈子，最后逐渐在人生的路上走散，只剩下杨绛先生一个人，目送着钱锺书和钱瑗离去。这的确是一本非常容易令人感动的书，我在准备这本书的（讲）书稿时，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我们仨》的世界。

首先介绍一下钱锺书和杨绛。钱锺书1910年出生，杨绛1911年出生，两个人在清华担任过教授，后来转到了北大，是真正的大师。钱锺书被称作“文化昆仑”。他们的女儿钱瑗是北师大的教授，在六十岁的时候去世了，比他们去世得都早一点。钱瑗和钱锺书去世以后，杨绛先生为了能够在书中和自己的亲人重逢，于是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本书创作的背景大概是在1998年以后。

第一部叫作《我们俩老了》，是一个非常短的短篇。杨绛经常会做一些遍寻不着的梦，在梦里，她突然找不到钱锺书了，然后急醒过来。她说：

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自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这是短短的第一部。第二部叫作《我们仨失散了》，记述了这个“长达万里的梦”。

我在这儿向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杨绛先生会在这里用这么重的笔墨写一个大梦。各位知道梦是什么吗？梦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在入睡后失去了对头脑的约束，我们白天的想法看起来都是理智的，但是到了晚上入睡后，虽然我们的头脑还处于活跃状态，情感、情绪也都在，但这时候约束的部分睡着了，于是我们能够把情感真实地抒发出来。

杨绛先生读了一辈子的书，在外人看来，她对于孩子和丈夫的相继离世，处理得相当冷静、理智、有度。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涵养、素养，她读的所有的书使得她在白天时能够自己说服自己，自己安慰自己，但是一旦到了夜间，入睡了以后，那种澎湃的情感才能够在梦中得到释放。这也是我这一次重新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推断她写梦的一个原因，以前我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她在开篇会写一个梦。

这个梦的开头，是他们家的常见场景。钱锺书在逗钱瑗开心，钱瑗虽然很大了，但是在他们眼中永远是可爱的圆圆。钱锺书是一个老小孩，他总是没正形地欺负钱瑗，逗她玩，后来钱瑗说：“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描述了全家人的这个喜乐场面。

然后就在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杨绛去接了电话，电话那头有一个声音告诉杨绛：“明天早上九点，有车来接，接钱锺书去开会。”然后杨绛说：“去哪儿开会，开什么会？”对方不说，只说九点钟有车来接。所以当杨绛把电话挂了以后，就问钱锺书：“怎么办？”钱锺书说：“那就收拾东西吧。”于是他就自己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准备第二天早上走。注意，这都是在梦中，所以听上去恍恍惚惚的。

到了第二天早上，钱锺书就跟着一辆黑色轿车离开了。杨绛还说：“也没看清这个车牌是多少，去哪儿也不知道。”等到钱锺书走了以后，过了一天也没有消息，杨绛突然害怕了，恍惚当中觉得：“不会是被绑架了吧？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连去哪儿都不知道。”在梦中特别着急，于是跟钱瑗商量，然后钱瑗说她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钱锺书到底去哪儿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钱瑗接的这个电话，杨绛听到钱瑗就只说：“嗯……嗯……嗯……嗯……”然后杨绛就问她：“对方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一回事？”钱瑗告诉她：“有通知，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了电话打过来，咱们明天就去找他。”但是具体在哪儿始终说不清楚。

后来，等到钱瑗上完了班回来之后，跟她讲：

“总算给我找着了！地址没错，倒了两次车，一找就找到。可是我排了两个冤枉队，一个队还很长，真冤枉。挨到我，窗口里的那人说：‘你不在这里排，后面。’他就不理我。‘后面’在哪里呢？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都说不知道。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正要关窗。我抢上去问他：‘古驿道在哪儿？’他说：‘就这儿。’唷！我松了好大一口气。我怕记忘了，再哪儿找去。”

“古驿道？”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

“是啊，妈妈，我从头讲给你听。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去开会，交通工具各式各样，有飞机，有火车，有小汽车，有长途汽车，等等，机票、车票都抢空了，爸爸说，他们要抢早到会，坐在头排，让他们抢去吧，他随便。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坐船。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说是‘古驿道’。……家属只你我两个。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怎么办，他都细细告诉我了。”

……

她说：“咱们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因为手续一次办完，有余退还，不足呢，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

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只是没敢说。

梦里边是比较混乱的，圆圆收到了电话，钱锺书说他在古驿道上等着她们娘俩，然后她们俩就跌跌撞撞地去到了古驿道。找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大牌子，上面用小篆的字体写着“古驿道”三个字。阿圆说：“到了，就是这里。妈妈，你只管找号头，311，就是爸爸的号。”她用了两个词来描述驿道上的氛围，一个叫“烟雾迷蒙”，一个叫“空气郁塞”。终于找到了311号，也就是钱锺书的船。她们俩上了船以后，看到的是：

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锺书侧身卧着，腹部匀匀地一起一伏，睡得很安静。

我们在后舱脱了鞋，轻轻走向床前。只见他紧抿着嘴唇，眼睛里还噙着些泪，脸上有一道泪痕。枕边搭着一方干净的手绢，就是他自己带走的那条，显然已经洗过，因为没一道折痕。船上不见一人。

她们既见不到艄公，也见不到艄婆，于是过去呼唤钱锺书。

他立即睁开眼，眼睛睁得好大，没有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他放心地叫了声“季康，阿圆”，声音很微弱，然后苦着脸，断断续续地诉苦：“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不知哪里，然后又把我弄下来，转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累得睁不开眼了，又不敢睡，听得船在水里走，这是船上吧？我只愁你们找不到我了。”

阿圆说：“爸爸，我们来了，你放心吧！”

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了。即使是在梦中，当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杨绛依然能够感受到合家团聚的温暖。但是阿圆要上课，阿圆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北师大的老师，阿圆告诉他们她要回去上课了，阿圆说：“我每星期会来看你。妈妈每天来陪你。这里很安静。”到了客栈，阿圆跟妈妈告别，说：“妈妈，我很想陪你，但是我得赶回家打个电话，还得安排补课……妈妈，你一个人了……”她舍不得撇下妈妈。

我认为客栈离船不远，虽然心上没着落，却不忍拖累阿圆。我说：“你放心吧，我走得很稳了。你来不及吃晚饭，干脆赶早回去，再迟就堵车了。”

我们一进客栈的门，大门就上闩。

阿圆说：“娘，你走路小心，宁可慢。”我说：“放心，你早点睡。”她答应了一声，匆匆从后门出去，后门也立即关上。这前后门都把得很紧。

阿圆不能够天天陪着杨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因是阿圆也住院，但是在梦中，杨绛梦到阿圆是要回去上班，因为她确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

有一个星期天，三人在船上团聚。锺书已经没有精力半坐半躺，他只平躺着。我发现他的假牙不知几时起已不见了。他日见消瘦，好像老不吃饭的。我摸摸他的脑门子，有点热辣辣的。我摸摸阿圆的脑门子，两人都热辣辣的，我用自己的脑门子去试，他们都是热的。阿圆笑说：“妈妈有点凉，不是我们热。”

这时候杨绛就已经发现阿圆和锺书的身体不好了，后来阿圆告诉妈妈她生病了，得的是慢性支气管炎。杨绛在这个梦中还有一个梦，她经常在梦中再做一个梦。

我的梦已经变得很沉重，但是圆圆出差回来，我每晚还是跟着她转。我看见我的女婿在我家打电话，安排阿圆做磁共振、做CT。我连夜梦魇。一个晚上，我的女婿在我家连连地打电话，为阿圆托这人，托那人，请代挂专家号。后来总算挂上了。

杨绛在梦中非常累，白天在船里陪钱锺书，晚上变作一个梦。一开始还是轻悠的梦，她能够陪在阿圆的身边，后来的梦变得越来越沉重，这也说明了她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圆的身体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她梦到阿圆坐着车来跟她告别，说是要去住院了。等杨绛送这辆车走的时候，就看到阿圆脱了手套，一双白白的小手伸出车窗，跟她不断地招手再见。

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她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圆阿圆，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进院门，灯光下看见一座牌坊，原来我走进了一座墓院。不好，我梦魇了。可是一拐弯我看见一所小小的平房，阿圆的小白手在招我。我透过门，透过窗，进了阿圆的病房。只见她平躺在一张铺着白单子的床上，盖着很厚的被子，没有枕头。床看来很硬。屋里有两张床。另一张空床略小，不像病床，大约是陪住的人睡的。

……

我想阿圆只是我梦里的人。她负痛小步挨向妈妈，靠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她腰间的痛；我也能感觉到她舍不得离开妈妈去住医院，舍不得撇下我一人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但是我只抱着她的腰，缓步走到后门，把她交给了女婿。她上车弯腰坐下，一定都很痛很痛，可是她还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手向妈妈挥挥，她是依恋不舍。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该是我做梦吧？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我不信真能找到她的医院。

钱瑗的状态很不好，在做化疗，而在杨绛的梦中这些东西又不断地重演。

大夫来问她是否再做一个疗程。阿圆很坚强地说：“做了见好，再做。我受得了。头发掉了会再长出来。”

我听到隔壁那位“大款”和小马的谈话。（她在梦中甚至还能够梦到阿圆隔壁病房的那些病友。）

男的问：“她知道自己什么病吗？”

女的说：“她自己说，她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

我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一次，她正和老伟通电话。（老伟是钱瑗的第二任丈夫。）阿圆强笑着说：“告诉你一个笑话。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偎着我的脸。我梦里怕是假的。我对自己说，是妖精就是香的，是妈妈就不香。我闻着不香，我说，这是我的妈妈。但是我睁不开眼，看不见她。我使劲儿睁开眼，后来眼睛睁开了——我在做梦。”她放下电话，嘴角抽搐着，闭上眼睛，眼角滴下眼泪。她把听筒交给刘阿姨。刘阿姨接下说：“钱老师今天还要抽肺水，不让多说了。”接下是她代阿圆报告病情。

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

这句话真是让人痛心，做梦的时候看到很多伤心事，但是不做梦的时候连亲人都看不到，这就是杨绛先生当时所面临的状况。有一天，告别的时候来了，这同样是在梦中。

我抬头忽见阿圆从斜坡上走来，很轻健。她稳步走过跳板，走入船舱。她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然后挨着我坐下，叫一声“爸爸”。

锺书睁开眼，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看着她，然后对我说：“叫阿圆回去。”

阿圆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好了，我的病完全好了，爸爸……”

锺书仍对我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

我一手搂着阿圆，一面笑说：“我叫她回三里河去看家。”我心想梦是反的，阿圆回来了，可以陪我来来往往看望爸爸了。

锺书说：“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嗯，回西石槽去，和他们热闹热闹。”（西石槽是钱瑗的婆家。）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

太阳已照进船头，我站起身，阿圆也站起身。我说：“该走了，明天见！”

阿圆说：“爸爸，好好休息。”

她先过跳板，我随后也上了斜坡。我仿佛从梦魇中醒来。阿圆病好了！阿圆回来了！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这就是钱瑗去世的时候。钱瑗去世以后，杨绛并没有敢把这个消息直接告诉病中的钱锺书，只是告诉他“阿圆好多了，阿圆已经不咳嗽了”，最后才告诉他，阿圆走了。

我赶到锺书的船上，他正在等我。……

他问我：“阿圆呢？”

我在他床前盘腿坐下，扶着床说：“她回去了！”

“她什么？？”

“你叫她回自己家里去，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了。”

锺书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说：“你也看见她了？”

我说：“你也看见了。你叫我对她说，叫她回去。”

锺书着重说：“我看见的不是阿圆，不是实实在在的阿圆，不过我知道她是阿圆。我叫你去对阿圆说，叫她回去吧。”

“你叫阿圆回自己家里去，她笑眯眯地放心了。她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没看见她笑得这么美。爸爸叫她回去，她可以回去了，她可以放心了。”

锺书凄然看着我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她就是不放心，她直在抱歉。”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

……

我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我把她的病情细细告诉。她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节小骨头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痛感了。她只是希望赶紧病好，陪妈妈看望爸爸，忍受了几次治疗。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锺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这其实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难题，亲人在病床上辗转，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折磨，但这也是一个长期的相送的过程，所以杨绛在此处感谢钱锺书，给了她这么长时间告别。在梦中，有一天她突然发现钱锺书船上的东西被人收拾了，然后看到了艄公艄婆拿着东西往外走，她突然意识到，钱锺书也走了。

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锺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这个“好好里”可能是无锡话“好生过”的意思。所以人们总是说，杨绛在最后跟钱锺书告别的时候，钱锺书说：“好生过”，让杨绛好好活着。）

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

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钱锺书坐着一叶小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这就是开篇的这个长梦，整个梦描述了杨绛送别钱锺书和钱瑗的过程。最后这句话真的特别扎心，我们都以为我们住的这个家，会是一个长期的家，当他们刚刚分到三里河的房子的时候，觉得无比幸福，他们三个人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但是其实这都只是驿站。李白说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百代之过客，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驿站里的匆匆过客。

第三部叫作《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我们普通人很难如此真切地表达我们的情感，理智会让我们回避，会让我们不去表达，但是杨绛作为一位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她有足够的才华，在梦中把自己的情绪完整地、充实地表达出来，从而感动我们所有人。

钱锺书和杨绛是在清华大学认识的。杨绛从东吴大学毕业，毕业以后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在清华和钱锺书相识，最终两个人决定在一起。1935年7月，他们一同到牛津求学。他们在牛津探险（他们把所有的旅行叫作探险），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看看，然后跟朋友们喝下午茶。钱锺书最喜欢胡说打趣，还会做一些中文、英文、拉丁文等语言夹杂在一块儿的文字游戏。他完全是一个智慧大于所用的顽童，所以总是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笑，但是也可能暗中得罪了很多人，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毕竟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寄宿之处的房东叫老金，是个英国人。他们在老金那儿吃得实在是不好，于是决定自己搬出来单独住。这对两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在两个人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笨手笨脚的钱锺书就大显身手。

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两个人其实还是很会探索和生活的，虽然小时候没有做过家务活，但是经过不断地历练，也就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两个人开始探索做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差到什么程度呢？最好笑的是有一次他们买来了扁豆却不认识，竟然把扁豆拆开，然后嫌扁豆里边的豆子太小。后来杨绛突然醒悟过来，好像这个菜是直接吃皮的。扁豆哪有剥豆子的，扁豆是直接炒着吃的。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在慢慢地探索。

这一学年结束以后，他们两个人到巴黎去探险。钱锺书的堂弟叫钱锺韩，他跟钱锺书完全不一样。钱锺韩是骑着自行车就敢在欧洲大陆旅游的人。但是杨绛说，钱锺书可怜得只能够跟着她探险。因为他离不开杨绛，离开了杨绛，连坐车都害怕。

在巴黎的时候，杨绛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大会。在前去的路上，他们还跟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同行。他们三个人在同一个车厢，一路畅聊。到了巴黎以后，他们发现巴黎大学采用的是注册制，只要愿意注册登记，他们可以到明年再来上学。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注册成了巴黎大学的大学生，等到钱锺书结束牛津的课程之后，打算一起到巴黎去读书，巴黎的中国留学生特别多。从巴黎游玩回来以后，杨绛发现自己怀孕了。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等他们去牛津的医院接生时，院长问他是否要女医生接生，钱锺书当时的回答是：“要最好的。”钱锺书为了保护杨绛，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礼法要求女医生接生，他要最好的医生接生。钱瑗生下来的时候，据说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当时是1937年。

钱瑗生得特别好看，外国人看到她就会惊叹一声“a China baby”。“a China baby”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是指中国婴儿，一方面是指瓷娃娃，意思是说钱瑗长得真好看，像一个瓷娃娃一样。

锺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钱锺书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家里人叫他“大阿官”。后来钱锺书领到了文学学士文凭，于是告别牛津，收拾好行李，一家三口前往法国巴黎。

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给钱瑗起名钱健汝，这是根据他们家族排的字，起名健汝，号丽英。但是钱锺书和杨绛都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一直就只叫她圆圆，长大了以后，给她取了一个文雅点的名字，叫钱瑗。

到了巴黎以后，首先得到的改善就是饭好多了，法国的饭菜比在英国时的饭菜改善了很多。法国的房东会做很多好吃的饭菜，放在大长桌上，很多留学生都在那儿一块儿吃饭，一餐饭要吃两个小时。

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再为了学位去读书。我们现在不理解当年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人，读了五六个不同的大学却不要学位，钱锺书也是一样。他觉得为了学位去读那些自己根本不想读的书，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到了巴黎以后，决定只按照自己想读的方向去读书，而不去刻意地追求这个学位。

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在《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在法国，虽然吃饭吃得好，但是花时间长。他们觉得不能这么一顿饭两个小时地吃下去，于是决定单独做饭，自己生活。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局势已经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杨绛他们通过书信了解到家里的变化。在1937年11月，杨绛的妈妈在逃难过程中去世了，杨绛说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件伤心事。

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他们坐船先到香港，然后钱锺书在香港下船，直接前往昆明，去清华大学报到。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和北大、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已经迁到了昆明。当时钱瑗才一两岁，钱瑗在船上看到爸爸离去，双眼发呆，也不会说话，她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突然就坐着小船越走越远了。

钱锺书在香港下船以后，她们接着坐船，回到了上海。钱瑗特别好玩。因为钱瑗一岁以前是在法国长大的，当时总是跟房东法国太太相处，学了法语的发音，所以她到家里以后，跟这些上海的亲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发出小舌音，上海人觉得很好玩，说这个小姑娘会打小舌头。钱瑗一直不会走路，家里人认为是她总穿皮鞋的原因，于是给她换上布鞋，结果发现钱瑗一换上布鞋，舒服了一点以后，马上就学会走路了。

钱瑗之前为什么不会说话呢？因为钱锺书跟杨绛说的是无锡话，但钱瑗出门，在外面听的是法语，所以她脑子里的语言体系是混乱的。她回到上海以后，一家人聚在一起，说的都是无锡话，钱瑗很快就学会说无锡话了。她们当时住在霞飞路的来德坊，杨绛的家人住在这儿，她的姐妹们和她的爸爸，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霞飞路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圆圆在她们家被称作圆圆头，因为她年纪最小，又特别可爱，家里的亲戚就都爱跟圆圆头玩。

杨绛的母校振华女中从苏州搬到了上海，要求她做校长。杨绛觉得自己这么年轻，无法胜任。但是这是校董会的决定，不得已，她就做了振华分校的校长，她的爸爸形容这叫作“狗耕田”，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意思。钱锺书从西南联大回家探亲，成功地从昆明绕道，终于回到了上海。

钱锺书本来是打算回家探亲之后，回昆明接着当教授。结果他的爸爸来了一封信，要求他前去照顾自己，顺便到蓝田师院（国立师范学院，为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教书。这个学校肯定和清华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他的爸爸钱基博跟朋友们夸下了海口，儿子留学回来在清华当教授，蓝田师院既然缺老师，就叫自己儿子来当老师。于是他直接写一封信让钱锺书赶紧过去照顾他。实际上杨绛跟钱锺书都知道，钱基博不需要人照顾，但是老人家要面子，让儿子必须得来。

钱锺书不想去，不断地犹豫。杨绛也很生气，认为公公怎么能这样呢，说让去就去。于是杨绛去跟她的爸爸抱怨这件事，让他评评理。（杨绛的爸爸是著名的学问家杨荫杭，杨荫杭跟我算是校友，因为杨荫杭大学上的是南洋公学，后来变成了交通大学。）她的爸爸一声不吭，沉默。这就是家教。当杨荫杭沉默不语的时候，杨绛突然意识到自己越界了，钱锺书要不要听他爸爸的话去当蓝田师院的教授这件事，她不应该参与过多。因为这件事是钱锺书自己的事，或者说是钱锺书跟他爸爸之间的事。杨绛作为媳妇，不应该在其中参与过多，这会让丈夫为难。所以父亲的沉默，就是不言之教，不说话已经教育了。

所以后来杨绛没有发表意见，钱锺书决定还是去吧，于是就出发去了蓝田师院任教。大家读《围城》的时候，看到里边的方鸿渐到一个小学校去任教，遇到了很多的坏人。虽然说《围城》是虚构的，但是这里应该就是脱胎自蓝田师院的这段经历。

在钱锺书从上海离开去蓝田师院的第二天，杨绛就收到了梅贻琦校长打来的电报，责问钱锺书为什么还不来报到，以及上一封电报为什么没回复。然后杨绛赶紧回电报，说之前没有收到这封电报。这就是阴差阳错。为什么会有一封电报没到呢？多年以后，他们才想明白这件事。原来是一位叫作陈福田的教授从中作梗，陈福田不喜欢钱锺书，钱锺书也不喜欢陈福田，所以钱锺书所有的文字当中，只以FT来代替陈福田的名字。

圆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已经开始学会看图识字了。圆圆认字有多厉害呢？她跟表姐一块儿看图识字，表姐拿着看图识字的书，圆圆头坐在对面。后来杨绛就发现孩子很喜欢看书，就给她也买了看图识字的书，结果发现圆圆直接把看图识字的书倒过来，每个字念得都是准的。原来她认倒字。小孩子学东西的速度之快是超过大人的想象的，她倒着坐，是真的认识了那些字，只不过全部都是倒字。后来外公杨荫杭说：“‘过目不忘’是有的。”钱瑗读书真是过目不忘的。

1941年的暑假，钱锺书从蓝田师院回到了上海，一家人终于团聚了。钱锺书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有一两年，所以他回来那天，天快黑了，钱瑗就一直看着他，看他没有走的意思，就跟钱锺书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怕钱锺书留下来赖着不走了。

锺书很窝囊地笑着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锺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

这是一个谜，钱锺书在钱瑗的耳朵边说了一句什么话，让钱瑗一下子接纳了他，并且跟他关系更好，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钱锺书回归到了家庭，这次回来，他就没有打算再回蓝田师院去了。因为他已经听说清华要聘他，是吴宓告诉他的。吴宓让他放心，虽然会上有个别人不同意，但是最后投票通过了，让他等着聘书。结果左等聘书也不来，右等聘书也不来，眼看就要开学了，这个聘书再不来，钱锺书可就失业了。在抗战期间，失业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家里就会没饭吃，所以钱锺书都有点慌了。

这时候陈福田上门了，日记里写的是FT上门。陈福田上门以后，告诉钱锺书自己代表清华大学来请他回去做教授，一块儿去昆明。钱锺书不去，因为他知道人家不乐意。既然聘书不愿意发过来，又这么拖拖拉拉的，上门讲这么几句话邀请你去，有点操守的人就不去了。所以钱锺书就婉言谢绝了，谢绝了以后，陈福田竟然也没给他做思想工作，就离开了。所以这纯粹是一个虚与委蛇的过程。

他们一家在辣斐德路钱家住了八年。在这个过程中，钱锺书每天就像小孩子似的，天天逗钱瑗玩。当然他也工作赚钱，他的岳父把震旦女校的一些课程让给女婿来讲，让他能够挣点家用。同时他还收一些拜门学生。

所以后来，在钱瑗病中写《我们仨》的时候，第一篇就叫作《爸爸逗我玩》，对于钱瑗来讲，爸爸变着法地逗她玩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们仨》这本书最早不是杨绛要写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仨》是钱瑗的一个遗愿。病中的钱瑗躺在病床上，仰着头，拿着笔写了《我们仨》的开头，字写得歪歪扭扭，最后没写完就去世了。所以杨绛是接着钱瑗的遗愿，写完了《我们仨》这本书。

有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了一大堆西瓜，钱锺书觉得肯定跟他没关系，因为他没有这么阔气的朋友，认为西瓜肯定是楼上堂哥的。结果过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原来是钱锺书的学生给老师专门送来的西瓜。钱锺书很高兴，堂哥也把西瓜赶紧送了回来。他们把西瓜分了给整个院子里的人吃。

圆圆特别逗，她看到这个西瓜觉得非常光荣。她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非常自豪，看到自己的爸爸能够得到这么多西瓜。然后钱锺书逗钱瑗说小孩子肠胃不好，不能吃西瓜，说了一句：“Baby no eat.”小孩不能吃。然后钱瑗被逼急了，突然冒出一句英文：“Baby yes eat!”就是自己生造的句子。这个是钱瑗小时候的趣事。

1947年，钱瑗的右手食指得了骨结核。骨结核是很严重的病，如果治疗不当的话会转移，甚至可能影响生命安全，这在当时是一场大病。好在钱瑗的身体后来慢慢好转了，但她这一生身体都不是很好，经常休学。

1948年，锺书的爷爷百岁冥寿，他们一家人都回到了无锡，在这个时候，钱瑗才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爷爷钱基博。钱基博躺在床上午睡，突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小女孩在那儿看书。然后钱基博就问她看的什么书，两个人聊了一下以后，钱基博才知道这是他起名叫作健汝的孙女，大为高兴，说这是“吾家读书种子”。钱锺书这么大才，他爸爸都不认为他是读书种子，而认为钱瑗是他们家的读书种子。

接下来，就是日本投降。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当时的知识分子面临着选择，是逃出去，还是等待解放。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国内。解放以后，两个人就都到了清华做老师。钱锺书当然是教授了，但是因为清华规定，夫妻俩不能都做教授，所以给了杨绛一个兼任教授的职务。杨绛开玩笑自称“清华的散工”。她很喜欢这个“散工”的工作，因为兼任教授不用开各种各样的会议。

钱瑗到了清华附中上学，但是因为清华附中要求她从初一开始读起，他们觉得没必要，再加上钱瑗的身体也不好，所以她就选择了休学在家。杨绛跟钱锺书一块儿辅导孩子，这个教师配置是非常高的。

钱锺书后来被选调到了“毛选翻译委员会”，要到城里去工作。清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属于城外，我九十年代去清华，都一定要从西直门转车，那算是很远的一个地方。调到城里工作，就意味着不能够经常回来。钱锺书临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杨绛要好好照顾孩子，而是告诉钱瑗，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圆圆确实很照顾妈妈。比如说，妈妈有洁癖，在搞煤球的时候特别怕上面的猫屎，然后圆圆每天去替她把猫屎都清理干净，告诉她说猫屎已经清理过了；杨绛怕鬼，怕黑暗，不敢晚上出门，所以每次晚上出门，都是圆圆陪着她一块儿走夜路。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的文科院系全部被并进了北大，所以他们就跟着一块儿从清华调到了北大。这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去颐和园、动物园，一家人玩得是很愉快的。在那个时候，他们家收入算高的，两个教授的收入工资比一般人高不少。

钱瑗复学时遇到了英语转俄语的问题，开始学俄语，因为她有语言天赋，所以俄语学得很顺利，很快就当上了三好学生。1955年，钱瑗考上了北师大的俄语系。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大鸣大放”和“反右”。此时钱瑗下放工厂，钱锺书下放到昌黎，只有杨绛留在北京。然后又经过“大炼钢铁”和“三年饥荒”。1957年，钱基博被斗争，去世了。钱瑗最终在北师大留校任教，这是他们家最高兴的一件事。

但是好日子不长久，转眼就到了六十年代。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钱瑗火线入党。但是“文革”开始了以后，钱锺书和杨绛就被打为了“牛鬼蛇神”，而且存款被冻结，家里没有钱了。钱瑗从外地回来，回到家的时候，要先写一个大字报，表明自己与钱锺书、杨绛划清界限。她举着这个大字报，是为了让周围的邻居都看到她是跟她的爸妈划清界限的。

回到家里后，钱瑗坐在杨绛的身旁给她缝衣服，一边缝衣服一边说：“思想上划清界限！”意思就是“虽然思想上划清了界限，但是生活上我还是要照顾你的”。钱瑗带回来好多糖，一颗一颗地把糖纸全部剥开，把那个糖拿出来放在罐子里，给两个老人家吃，因为她怕那些糖纸被邻居们发现、举报。所以大家就知道，那时的知识分子是很不容易的。

杨绛先生没有写在干校的那段生活，大家可以参考《钱锺书传》和《杨绛传》来了解一下。他们从干校回来以后遇到了“强邻”，隔壁的邻居跟他们家打架，钱锺书奋力一搏，甚至打伤了胳膊。老人家一辈子就打过这么一次架，这是为了妻女出头的硬仗。后来没办法，只能逃避“强邻”。钱瑗提议逃去北师大。她在北师大找了一个筒子楼里的小宿舍，于是他们一家人就乱乱地搬了进去，就在1973年的12月9号这天，他们逃到了北师大。

在北师大期间，钱锺书因着凉，哮喘发作，会发出像风箱一样的声音。杨绛还开玩笑地说，这是“呼啸山庄”。有一天发作得很厉害，他们需要去医院，但是没有车，北师大的车只能送教工，好在那个司机很好心，刚好那天要把一个教师送去医院，所以就顺便把钱锺书也一块儿送到了北医三院。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锺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锺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锺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锺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锺书这回不呼啸了。

多亏北师大的校医院用心，每天给钱锺书打针，算是把他的命救了下来。但是这个病之后，因为脑部缺氧的时间太长，钱锺书出现了大脑皮层硬化的后遗症。大脑皮层硬化就导致手抖，没法写字，走路会撞墙，等等，这都需要时间来恢复。

1974年5月22号，他们觉得在北师大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向他们原单位的小战士申请想要一个住处。一个小战士给他们找了一间办公室，他们就在那个办公室里安顿了下来，吃喝拉撒都在里边。1974年，他们回到这个办公室里住，钱锺书又被要求加入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杨绛说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五人小组到底是哪五人，但是叶君健、乔冠华、袁水拍、周珏良等，这些人都是那段时间常见的。

他们要求钱锺书出去做翻译，杨绛提出钱锺书的身体连路都走不了，离不开这个屋子，没办法完成翻译工作。对方表示，如果离不开屋子，可以在这个屋子里办公。然后杨绛跟钱锺书答应了，就在这间吃喝拉撒睡都管的办公室里，成立了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大家每天在这儿办公，用一些纸箱子堆起来做成书架，这些年轻人就着钱锺书，在这个小屋子里翻译毛主席诗词。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锺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

他们在“文革”期间都完成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著作。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我们都觉得《管锥编》难读，是因为钱锺书用的是古文中最难读的古文写的，目的是不让别人看懂，你就知道这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然后他们两个人互相给对方写题记，“管锥编”三个字由杨绛来写，“堂吉诃德”这四个字由钱锺书来写。

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事情。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1977年1月，杨绛突然接到了学部办公室的电话，要求他们去领钥匙。原来是给他们分了一套四室一厅，这个四室一厅的房子就是后来他们在三里河的居所。他们起初不知道是受了谁的照顾，后来猜测可能是胡乔木同志。胡乔木是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时候的同学，但是两个人上学的时候并不熟。这个时候胡乔木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胡乔木经常来他们的房间，跟钱锺书聊天，也问一些事，聊得很愉快。

但是杨绛说：“他来看我们可以，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去看他。”这就是界限。胡乔木也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过关于分房的这件事，也没有希望他们感恩。他们唯一说过一句和这有关的话，就是当胡乔木问他们觉得房子怎么样时，杨绛说：“始愿不及此。”她说这就已经是他们感谢他的话了，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想过会这么好。

1978年，钱瑗考取了英国的学校，还拿到了奖学金，到英国留学一年。圆圆不在身边，他们非常想念，这一家人几乎就没有怎么分开过。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天天通电话、写信，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收集石子”。什么叫“石子”呢？他们把自己每天生活中遇到的好玩的人和事，都叫作“小石子”。每个人都在收集着生活中所遇到的“小石子”，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分享，这就是快乐的家庭。快乐的家庭就是大家有话说，有无数的好玩的事需要分享。因为阿瑗在国外留学，所以她带回来的“石子”最多。

在三里河寓所的这段生活，是他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的相处方式叫一人分饰多角：阿瑗是他们的女儿，但是又像是他们的妈妈，照顾他们的生活，有时又像是大姐姐，有时又像是小妹妹；钱锺书呢，有时像是哥哥，有时像是弟弟，有时又像是爸爸，有时候像老爷爷。他们一人分饰多角，三个人玩得不亦乐乎。杨绛说：“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钱瑗教学是非常认真的，在学术上也有很多的成就。

后来钱锺书先生写的《围城》被拍成了电视剧。这一下子钱锺书火得不得了，每天有无数的人给他写信。按理说，太多人写信，他可以不回信，但是钱锺书认为要一一“还债”，钱锺书都老老实实地给写信的人写了回信。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还有很多人不经邀约就登门拜访，想要看看大作家长得什么样，后来钱锺书自己写文章抱怨说：你如果喜欢一只鸡蛋，为什么要认识那个母鸡呢？意思是“不必非得来看一下我这个写书的人”。也就是在众多的人登门拜访钱锺书的时候，钱锺书再次感染感冒，进而引发哮喘住院。这一次住院以后，钱锺书就没有再出院。

杨绛很理解钱锺书，说：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