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的生产传播与筛选整合都空前高效。
我们每个人都沉浸在信息内容的汪洋大海中。你可以选择自嗨，也可以选择对自我的不断质疑和重塑。很难说我们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还是更容易被控制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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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把它研究明白并说清楚的速度。
从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去年12月1日发病，到今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天。我们今天一定都认同，确定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说，我们早期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存在改善空间的话，那么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纯粹的信息处理和公开的问题。掌握关键信息的人瞻前顾后，长时间纠结于要不要公开，导致耗资7.3亿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事实上被长时间搁置，从而错失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时间窗口。
新冠疫情信息的传递，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内参，一个是官宣，一个是口口相传。很显然，一旦出现问题，三个渠道之间的落差，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和反思的部分。究竟是某一个渠道的畅通出现了问题，还是三个渠道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对信息传播的管控是否是合适的和必要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对防控疫情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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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时适当的紧张和恐慌是有价值的，甚至就是信息传播的目标本身。
狼来了的故事尽人皆知。有人喊狼来了，村民们四散奔逃，这个时候信息的传递的是最高效的。当有人一遍一遍重复喊狼来了，而村民们都无动于衷的时候，信息的传递已经完全失效了。在早期通报疫情真相，决策者最大的思想包袱就是怕引起社会恐慌，因而进退失据。殊不知，对环境危险的恐惧戒备和适度紧张，恰恰是人类和很多动物规避风险的基础本领之一。
对待新冠疫情，一开始很多人是满不在乎的。特别是一些老人，不肯戴口罩，不愿意约束自己的户外活动。后来据说网络上有一个确诊患者插管的视频流传，很多老人看了就乖乖滴戴口罩了。因为紧张，因为晓得新冠病毒的利害，我们不仅会约束自己和家人，甚至会非常主动地配合约束他人。现在我们会很不理解国外有的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居家隔离措施，因为我们知道怕，他们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怕，狼才更可怕，病毒才更可怕。
因为两会，因为春节，我们更想要保持正面的东西，初衷没有错。但是风险出现了，就必须要选择及时作出警示，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怕。因为狼不会在约定的时间来，所以千万不要让教条主义锁死了大脑。必要的恐慌是有价值的，虽然有时看上去似乎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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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中最尴尬的一种情况是，鸡同鸭讲。
鸡同鸭讲，是因为语言不通。通过这次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我们再次确认，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国民信仰、傲慢与偏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同一事物的认知。
我不相信，那么多的海外领导人在Get到新冠病毒的准确信息之后，会故意做出傻傻的决定任由疫情蔓延。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并没有Get到已有的全面的准确的信息。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难道这是发布和管理信息的人想要的结果吗？
鸡同鸭讲，真的就没有可能把事情讲清楚吗？我们还以狼来了的故事为例。假如狼真的来了，村民不相信你了，你会怎么办？假如你的家人也不相信，你会怎么办？假如你最爱的人，不愿意躲避，你会怎么办？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让对方Get到准确的信息，而不只是完成传递信息的动作，其实你有更多的努力可以做。狼来了，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信不信关我什么事？我们必须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态度。
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已经远超300万例，病死数已经远超20万例。把新冠病毒说清楚，把新冠疫情说清楚，让每个人都听清楚听明白，说多重要就有多重要？至于有人在隔岸观火，甚至有人在幸灾乐祸，人性之恶莫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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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厉害？每个人每个国家的理解真的是千差万别，这也正是不同个体不同国家的应对措施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
对于新冠病毒，东亚国家倾向于参照SARS病毒，西方国家则倾向于参照大型流感。从人类防疫的全部历史来看，更多的参照肯定有助于我们对一个新病毒的认识，但也有可能让我们限于某种思维定式而成为一种束缚。
上面我们讲了，内参、官宣、口口相传是信息传播的三个基本渠道。内参我们看不到，但是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对社会整体而言，官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重要所以需要有更高的信用和要求。如果一直强调可防可控结果全球失控，这个口误的锅确实有点大。口口相传看似比较原始比较笨拙，但却是最直接最灵活的沟通方式，在信息传播中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在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官僚团体往往会出现手足无措的情况，最后都是专业大拿力挽狂澜。在全球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和理解，的确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所以，对于专业能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地方国家还是世卫的层面，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后，可能都需要一个重塑的过程。在人类面对这样近乎生死存亡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外行领导内行，是绝对不行的。
管轶于2020年1月2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在当地的走访，他认为武汉当时设防力度太弱、传播链不清晰、疫情难以控制，感染规模会是SARS的10倍起跳，自己也感到很无力。那一天，全国确诊人数只有830人。后来的事实证明，管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然而，他只是财新的信息源，没有成为更官方的信息源，他的声音很快被盖过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管轶的判断，我也不是完全相信的，但同时觉得官方的表示的可防可控也太随意了。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接收到的一条信息，来源很重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个信用值。最终说服我们的，可能不只是单纯的信息传播，还包括官方的具体管制措施和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说服一个人的方式觉不仅限于说服本身，身体力行也是说服的一部分。
从新冠疫情的发展看信息传播，发现信息传播的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说服。如果让人们一开始就相信管轶的判断，是不是结果会有所不同？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世卫组织还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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