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28／第十三章／2
第十三章 徐树铮再度入蒙，代表中央政府册封外蒙活佛，重见五族共和之盛
第二节 外蒙撤治使中国西北边疆表面形势一片大好，暂现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局面
外蒙古撤治对时局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外蒙撤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从中、俄、蒙恰克图签约到外蒙取消自治，这四年间，以陈箓、陈毅、徐树铮为主，北洋政府在外蒙问题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外蒙撤治的最后成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件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自20世纪以来，中国西北边疆有两大威胁，其一来自俄国，另一来自日本。1911年10月，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自治”，不仅控制着外蒙古的内政外交，还通过《俄蒙协约》、《俄蒙商务专约》等条约，操纵其经济，肆意掠夺外蒙古资源。
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企图趁沙俄势力在外蒙古削弱瓦解之际，谋求取俄自代，建立日本在外蒙古的特权和独占地位，造成其势力范围由内蒙古东部扩张到外蒙古，乃至独控外蒙古的远东政治新格局。对日本的这一图谋，北洋政府早已察觉。在整个外蒙撤治交涉过程中，北洋始终认为外交上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其狡恶思逞者，惟一日本”。
不过这个时期，日本由于受到英、法列强的制约，对外蒙古采取的是相对隐密的侵略方式，表面上标榜对华不干涉，而实际上则是居于幕后，支持谢米诺夫联合布里亚特人发起所谓“蒙古国体运动”，煽惑胁迫外蒙古脱离中国，与布里亚特蒙古等地合而成立由其操控的所谓“大蒙古国”。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自愿取消自治，这不仅将沙俄残余势力从外蒙古完全清除出去，而且还挫败了日本取俄自代、控制外蒙的图谋。对于外蒙迅速和平地完成撤治，英、法等西方列强并未作出北洋政府曾颇为担忧的强力干预，日本方面也只得承认现实，甚至还表示“祝贺”，只有原沙俄驻华公使提出抗议，但终因沙俄政府已不复存在而无足轻重，最多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姿态而已。
外蒙撤治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与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至此，外蒙地方政权实现了由实际上的独立政权，向统一于中央主权的地方政权的转变。中央政府得以再度在外蒙古设官、驻军，行使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与治理权。这正是徐树铮促成外蒙古撤治的突出贡献。
外蒙撤治对呼伦贝尔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外蒙趁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后，受其影响，呼伦贝尔在相同的政治背景下，亦建立的独立政权，实行“自治”。随着外蒙古撤治，也带动了呼伦贝尔迅速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正确抉择。1919年12月下旬，呼伦贝尔正式致电北洋政府，表明因外蒙古将治权归还中央，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撤消自治，听候中央政府治理。
总之，外蒙撤治使得自辛亥革命后，中国被割裂的领土与主权再度回归统一，从而呈现出中华民国缔造者们所向往五族共和局面，中国西北边疆表面形势一片大好。当然，外蒙撤治也给皖系军阀带来了巨大政治声誉，使其统治瞬间膨胀到极点。徐树铮“西北筹边”代表皖系军阀集团扩展势力，从而将外蒙古的命运与皖系自身的命运链接在一起，这只是皖系军阀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短暂结合。一旦皖系失势，必将导致反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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