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中年危机

今年看到好几个中年人自杀的新闻，深感痛心。作为一个中年人，最近几年我的人生过得很艰难，可我从没想过要结束生命。因为，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位非常棒的榜样。今天，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也希望能给更多不容易的中年人启发或者鼓励。

父亲的中年危机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的，那年他41岁。

那年，姐姐以优异的成绩从初中毕业，将要到省会武汉继续念书；我也从小学毕业，将要步入初中。对于一个位于全国贫困县的大山深处的家庭来说，我们遭遇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家里没钱。父母一年四季早出晚归在几亩薄田里不停劳作，还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些田地都是在深林里开荒而硬造出来的，只有一层薄薄的土壤，底下全是细碎的小石子，只能种些红薯、玉米和土豆。而这些，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平时吃玉米饭，只有过年那天以及请手艺人来家里做活的时候才能吃到一碗米饭。

家里唯一能换取经济收入的是牲猪。家里每年养3头猪，其中两头卖给猪贩子，换来的钱用于给我和姐姐交学费（1000块左右），交完学费就所剩无几了；还有一头则在年前杀掉，做成腊肉，那是第二年一整年的肉食。排骨、猪蹄和龙骨这些好肉从没有机会上到我们的餐桌，父母会在年前那几天赶集卖掉，换钱应付家里的日常开支。

姐姐的成绩非常好，达到了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她挺想读高中上大学的，可家里的经济状况实在跟不上，父亲就跟姐姐商量，让她读中专。那时中专包分配，三四年之后姐姐就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工资。姐姐非常懂事地答应了。

中专的学费也不便宜，一年3400元。那时没钱，父亲在村里开好贫困证明，送姐姐到武汉上学，申请了延迟一年交学费。

在三舅的帮助下，父亲凭借年轻时学的手艺，开起了加工厂。加工厂的主要业务有两项，一是帮乡亲们加工玉米、大米或其它农作物，收取微薄的加工费；二是做面条，乡亲们可以用麦子兑换面条也可以购买。大部分的时间里，父亲在做利润微薄的加工，往往忙上一个小时却只能赚几毛钱。加工时，这些农作物的粉尘就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四处飞扬，加工结束时，父亲的黑发就成了白发或灰发。

在狭小的空间里，父亲需要从早上五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早上先和面粉、轧面条，赶在加工粮食的乡亲们到来之前，把轧好的湿漉漉的面条晾晒好，然后就是给排队等候的乡亲们加工粮食。中午人少的时候，他就给面条翻场，然后迅速吃完饭，趁着阳光把晒干的面条收进屋里。这时已到下午两三点钟，来加工的乡亲们又排起队了，父亲忙不迭地给他们加工或者兑换。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他量好尺寸，用刀子将面条切割成整齐一致的长度，再用报纸把面条包装成一斤装、两斤装或者五斤装的。然后，他把麦子倒入机器里打碎，如此操作两三遍，得到纯正的面粉，称重入库。最后核对账目，预估第二天所需的面条数量，从仓库中舀出面粉单独放到一边。这一整天的时间里，父亲没有间歇，而且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还要走两公里的山路。往返的路上，还常常帮乡亲们背粮食。

母亲每天做完家务之后，匆匆下山给父亲送早饭。父亲的早饭和午饭总是合在一起，大概11点半才能吃上。晚饭自然是生意结束后回到家才能吃上。如此长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整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2007年才结束。其间，未听父亲有过一句怨言。

尽管他如此拼命，上天并没有特别眷顾他。

姐姐上中专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有消息传来，以后中专生不包分配工作了。父亲反复求证之后，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下子黯淡无光，呆呆地望着脚下，半张着嘴巴，想说什么，最后却只说了一句：“那我们又搞错了。”刚硬的父亲第一次是如此的失魂落魄。但随后，他像以往一样，在加工厂持续劳作，赚取辛苦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

那几年，加工厂的生意还不错，姐姐的学费虽然只能缓一年交，但总算能交得上。很快，我也初中毕业了，要进一中念高中。学费加上一笔特殊的建设费，将近5000块钱。在舅舅和表叔们的帮助下，凑齐了大部分。父亲很开心，觉得一定有办法凑齐这笔钱。他去找了几个家境比较宽裕的乡亲和亲戚，请他们帮帮忙，并保证第二年偿还。有的人知道父亲是来借钱的，借故出门；有的人则找了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借口搪塞；还有的人直接拒绝了父亲的请求，还建议他不要供我们姐妹两个女孩子上学。最后，在父亲的几番请求和答应写借条的情况下，终于在一个乡亲那里借到了钱，准确的说，是弄到了一笔高利贷。后来我偶然碰到过给我们借钱的那一家人，从他们与别人的交谈中，我能想象父亲是多么低声下气才借到钱。但这些，父亲从没说过，只在前几年聊天时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那几晚，每晚失眠，望着天亮。”

开学那天，父亲带着厚厚的一沓钱，在这个登记点交一笔，再到那个报名处交一笔，终于办好了入学手续。临走时，父亲在口袋里掏了半天，一看，厚厚一沓钱只剩下80块钱。他显然十分尴尬，又掏了一遍，一毛钱都没找着。他只好把钱给了我，有些愧疚的对我说：“这80块钱你先用着吧。军训完了就回家拿钱。”我刚接过钱，他就转身走了。那时我也愣住了，因为这80块钱既要购置必备的生活用品，比如开水瓶、洗脸盆、毛巾等，又要维持一个月一日三餐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够的。随后我才想起来，我们一大早就从家里赶到学校，早饭午饭都还没来得及吃，而父亲把仅剩的钱都给了我，他得饿着肚子回到加工厂工作，而且还没有车费，他怎么搭车？

我上高中的第二年春天，姐姐的四年制中专到了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发了通知，未交齐学费的不能领毕业证。不能领毕业证就意味着只能拿初中文凭去找工作，这是万万不行的。姐姐很着急，但她很懂事，先是自己想办法借钱，实在借不着，加上临近毕业，她才跟父亲提及此事。

这回亲戚们再怎么七拼八凑，也凑不够这么多钱了。在好心人的指引下，父亲一方面到农村信用社申请到一笔贷款，另一方面还是得像前一年夏天为我筹学费一样四处求人借钱。有些精明的乡亲觉得父亲肩上的担子起来越重，身体状况又不容乐观，还没等父亲开口，就诉说自己经济上面临的种种困难。父亲能怎么样呢？只能说声“打扰了”，再到下一家求人。这其中经历了多少事情、多少心酸，我虽不知道，但大概能想到。好在还是好心人多，终于赶在姐姐毕业前凑齐了学费。

父亲预见到了那两年将要面临更大的危机，于是提前做准备。当时牲猪行情不错，父亲就决定家里连续两年不杀猪不做腊肉，再多养一头猪，这样一年可以卖3-4头猪，家庭收入将增长不少；加工厂那头再加把劲，把面条做精细了到市场上售卖，还能增加一笔收入。这样一来的话，虽然父母亲会非常累，但欠的钱就能慢慢还上。2001年秋天，猪价迅速飙升，从3元/斤涨到4.5元/斤，巨大的涨幅让乡亲们争着找猪贩子上门做生意。父亲听别人讲，明年春天价格会更高，就留了一头猪，还让母亲多喂些红薯，这样猪能多长肉，明年春天就可以多换些钱。全家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期许里，连过年时家里没一片猪肉都没觉得难过。然而，2002年春天，牲猪价格狂跌，父亲跟猪贩子谈了很久，央求他给高一点的价格。猪贩子不耐烦的告诉他，市场行情就不到3元/斤，爱卖不卖。急需用钱的父亲怎能说不呢？将近400斤的一头猪，只能贱卖了。投入那么多的粮食和心血，又有着那么高的期盼，最终却只换来1000块钱，比预期少了一半。父亲为此好几年无法释怀。

那两年，家里一点肉食都没有。父亲每天的劳动强度如此大，持续时间如此长，他没有抱怨，总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用力撑着这个家，哪怕负担其实已经压垮了他的身体，他也没有放弃。

一年后，我上大学，姐姐负担我的学费，父亲经营加工厂的收入用来还钱。那时，加工厂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生意不如前几年兴旺，还钱并不容易。他一个人撑着，逐渐把一笔笔欠账还清了。

父亲就这样撑着，从1997年到2007年，整整十一个年头。这十一年间，他生过两次大病，一次是坐在椅子上正说着话，突然就失去平衡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一次是因为长时间的机器轰鸣和疲劳引起的三叉神经。这两次都险些失去生命，但稍微好一点了，他便出院继续工作。偶尔停电，可以歇息一天，他又担心母亲做不过来农活，一刻不歇地在地里干活。他从不求人，可为了我们上学，他四处求人；为了姐姐的工作，他还人托人地求人。他很苦，却从不说苦；他很累，却从不叫累。我想，在那被钱逼到无助的份上，他可能掉过泪，但从没想过放弃。因为，他总是说，只要我们姐妹俩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他就觉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