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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历史著作《维米尔的帽子》卜正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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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小画派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不似同时代的其他画家。他的画大多围绕世俗的事情。画面里那些珍珠、项链、金器、银币、中国瓷、海狸毛帽子、波斯毯、维金娜古钢琴，精致、物质，契合现代社会的消费主张，400年后重新占领了审美高地。
维米尔的绘画高明到以假乱真，简直达到了数码相机的程度，他将那些在人眼中百般莫辨的暧昧光影，丝丝缕缕呈现在画布之上。着实让人赞叹又疑惑。
是什么让画家捕捉到转瞬即逝的吉光片羽？维米尔是天才还是怪物，是艺术家还是疯子？2013年，有一位同样“疯狂”的工程科学家Tim Jenison，借用一枚透镜，在一间向北的画室里复原了四个世纪前，维米尔绘画《音乐课》这幅杰作的全过程。
“疯狂”的Tim用1825天证明了维米尔是艺术家，同样也是杰出的工程发明家。17世纪，维米尔率先获知了捕捉光线的光学装置，并应用于绘画。他将画室布置成暗室，用透镜和画板联合成像，再将画笔和颜料“显影”，纤毫毕现地将画面定格下来。艺术获得科技的加持，如虎添翼，于是黄金时代的“华山论剑”分外热闹。
现代的主张，认为艺术和科技水火不容，工程院校和艺术院校背向而行，艺术史家甚至认为在绘画中使用器械是一种作弊。但黄金时代的人们不这么想，他们或许认为艺术和科技是一体的。
17世纪，地球上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与现在的我们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联系？加拿大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样说，“我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挑战，一般的人怎么能够活下去。”他还说，“历史学家要看过去的人类是怎么对待共同的问题。今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的困难，可以看过去他们是怎么对待的。”
读史鉴时，在历史学界是一条永恒的共识。不过，作为后现代的史学家，卜正民有一点不同。我将“后现代史学”的解释搬运如下，“历史只是后人构建的，历史的书写总会以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为导向的。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是历史学家发现并写作故事，个人价值、想像和感情无法避免，后现代史学写作也就和小说创作并无二致，它的故事性极强，生动而有趣，是后现代史学的中心特征之一。”
从这个特征看，卜正民2017年出版（2023年再版）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世界全球化的黎明》（以下简称《维米尔的帽子》），算得上雅俗共读的历史学著作。
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已故西方汉学家“妙笔生花”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史公“上究碧落下黄泉”地将“断烂朝报”中“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实，”以“优美流畅的文笔，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用传统历史方法‘说故事’”。史公算是开启“后现代史学”之先河。
卜正民在采访中提到，他知道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历史有相当的难度，便引入了读者熟悉的东西——维米尔的画。卜氏将维米尔的画比作一扇门，打开了门，就能被门后的人拉到明朝的历史。这表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这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的；其次，书里有许多扇门，读者可以自己选择开还是不开。
《维米尔的帽子》是问题并置的结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部BBC或者中央九台的七集历史纪录片。你不必全部懂得，但看懂了其中一集，或许就已经深谙其中一个话题了。比如第二集，卜正民拆解《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男人佩戴的那顶硕大又时髦的帽子，从带帽的生活风俗，帽子毛毡的制作——“海狸毛具独特的倒钩特性，放在含有醋酸亚铜和加汞阿拉伯胶的有毒溶剂里焖煮时，很易于牢牢缠结。如此焖煮过的毛皮，一旦经过捶打、晒干，就成为制造上等帽子的绝佳毛毡。”——引出在北美大陆拓荒的欧洲入侵者。
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s River）地区法国传教团的团长萨缪尔.尚普兰（Samuel Champlain），是最早一批入侵北美大陆的欧洲人之一。他与美洲土著做海狸毛皮买卖，是为了赚钱“实现他唯一的梦想：找到前往中国的通道”。然而，尚普兰用火绳枪在湖边朝莫霍克族人开枪的那个早上，敲开了一个致命的潘多拉盒子，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便无法逆转。这个稀松平常的早晨成为了白人、印第安人关系史上的转折点，白印混血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奥利弗.狄卡森（Olive Dickson）甚至认为，是唯一的转折点。——“从此，印第安文化和生活方式慢慢走上毁灭之路。
并置的结构又有另一维度的网状联络。并置与勾连，类比17世纪全球贸易的“合纵连横”。看完“纪录片”全季，你会了解，人们从开始懂得地球是圆的，到寻找“梦幻”中国，再将中国这个古老沉默的国度，深深卷入全世界贸易共同体的一系列历史过程，花了两三百年。不同国家、不同人种的交往从戏弄到理解，从理解到争夺，再从争夺到妥协，是一部从17世纪开始，到现在仍没有结束的，冗长的狗血“连续剧”。
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人能逃脱“因陀罗网”。佛祖说：“一多互摄，重重无尽，因陀罗网。”因陀罗神一旦撒开网，所有的人类，这世上的一切生灵，都会被悉数收进网里，无一幸免。
“因陀罗创造世界时，把世界造成网状，网的每个打结处系上一颗宝珠。现存或一直存在的所有东西、能够想出的所有想法、每个真实无误的数据——套用一句佛家用语，即“万法”——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宝珠。每颗宝珠不只通过那张网而与其他所有宝珠相连，而且每一颗的表面都映出网上其他所有宝珠。因陀罗网上的每样东西，都暗含网上的其他所有东西。”（《维米尔的帽子》）
我们虽然无可幸免，不可逃离。但因陀罗网上的“万法”也预示着，那些入侵北美大陆，烧杀抢掠的尚普兰们，那些航行在太平洋上满载财宝的“怀胎圣母”号们，那些讨生活离乡背井走南洋的中国劳工们，他们创造了我们，我们也复刻了他们。如果将纪录片的镜头拉远拉长，用一种超脱地球的视角来拍摄，所有“社会运动”中的大多数们，仿若爬行在因陀罗网上的蚂蚁——只为成为普通人已然竭尽全力，就像卜正民写到的那个消失在纳塔尔，给大胖子鲁博做奴仆而无名无姓的中国人。维米尔画中的珍珠也好，中国富商囤积的私银也好，沉落在太平洋深海中的钻石也好，它们都只是忉利天王网结上宝珠的幻像。
历史学和佛陀一样关怀。黄仁宇肯定这些普通的大多数，他曾写，“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我喜欢卜正民的《维米尔的帽子》胜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后者告诉我们人类不论如何奋斗发展，终逃不脱那天顶之命运。而卜正民说的是，不论我们个人是何等微小，历史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创造。在佛祖看来，人类渺若恒河沙，但千里之外，另一个时空，必有对应的一个“我”与之缠绕。
卜氏将书名取帽子而非更有名的维米尔珍珠，是取第二章之意。不过，我猜这里面恐怕有个有趣的巧合。1970年代，二十岁的卜正民骑脚踏车，“从亚德里亚海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到苏格兰本尼维斯山（Ben Nevis）”，不想遇上了北海来的毛毛细雨，祸不单行被大货车逼到路边，连车带人摔进了乡间的烂泥里。车坏了，又无处栖身。倒霉的卜正民只好找到最近的一户人家请求收留。奥茨胡恩太太非常和善，不单让又脏又湿的小伙子进门，还提供了丰盛的晚餐和温暖的床铺。第二天，洗刷干净的卜正民迎着周日的阳光，随便逛逛这座让他摔倒的小镇，“就那随意的一游，我与她所在的城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给了我代尔夫特（Delft）。”相似的遭遇也发生在另一位史学家身上。
1999年1月一个严寒的早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艺术史教授，玛丽.霍林斯沃斯（Mary Hollingsworth）行驶在都灵以北的高速公路上，原本她计划回佛罗伦萨。但突遇大雾，道路全面封锁，玛丽被堵在了路上。更糟心的是，她接到佛罗伦萨房东的电话，说家中的中央供暖坏了。倒霉的玛丽被迫改变行程，取道最近的留宿地——摩德纳，而这里正是意大利费拉拉公爵的王宫所在。
玛丽写到，“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儿，很阴冷，一排排书架上堆着皮革镶边的卷宗，里面记录着伊斯特家族的过去，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她借助一把窄窄的金属梯子，爬到书架的顶部，找到了一堆无人问津的账本资料，它们曾属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的二儿子，同时也是16世纪炙手可热的红衣大主教艾波尼多.德.伊斯特。玛丽.霍林斯沃斯花了三个月时间，读着整卷整卷的账本和成盒成盒的资料，破解了艾波尼多琐碎又豪奢的生活。根据这些偶然发现的资料，她写成了《红衣主教的帽子》，是为微观经济史的开山之作。
看来，经济史认为，帽子比珍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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