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开始读赵鼎新的《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此书虽是新书，但集结的是作者近些年来的一些旧文，很多以前都读过。比如“芬纳与统治史研究”是芬纳名著《统治史》的前言。
- 赵现在声誉颇高，一些代表性著作颇受圈内人士关注。首先说说这个人。生于1953（解放初，或抗美援朝），文革期间66-76正好是他读书求学的黄金时段，按赵的自述，他在文革期间读了不少书（这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经历），数学不错，86到麦吉尔大学学习昆虫学，89年4月5日，曾回国，此后发生的事情导致赵的学术生涯发生彻底转向。本来博士论文只差10几页了，但赵再也无法动笔（见“超越困境和超越的困境”）。经过几个月的人生低潮，赵决定改学社会学。
有此人生经历，不难理解赵会研究89，也不难解释他现在对人生和学问的态度：
我们这代人往往有很强的鲁迅情怀，即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中国，……当然，在此后的几年，随着阅读面越来越广，我的眼界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现在最不想当的就是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或者是一个“国师”。我绝不会觉得社会如果不依照我的主张就不会“进步”。我只希望能做一个学者，为社会学的发展，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多样性作出一些贡献。
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1）这是极度失望后的情绪或反应，赵对89的反思有可能受这种消极情绪的干扰，想从具体政治中抽身而出（当然绝对客观的反思也是不存在的）。（2）分工细密的学术制度能够养活社会学学科，这是赵得以旁观社会，研究并发展社会学的前提。（3）学术研究的产出是思想，但思想的作用对象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如何理解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有关（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再评：总的来说“学术”会让人变得更“理性”，但也会让人消极，失去行动的能力，效果上是更远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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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里可以看出赵对自己的期许颇高，他较劲的对象是韦伯或芬纳这样的大人物（据说赵手上还有大的写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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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背景给赵的文章带来较强的分析色彩。比如他常常通过合理的分类来构建叙事，实现理论的分析和推理（比如分析各要素在不同对象中的强弱程度并进行比较等）。这也是芬纳《统治史》的特征。
（这本书读了一半左右，下周继续阅读并做一些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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