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学家。而在那个年代，哲学家和文学家之间，常常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在那个时候，学者们思索的时候，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他们不停地阅一读、不停地思考，思想如泪泪的泉水，不停地涌出泉眼，成为小说、歌剧、随笔、哲学论文、书信笔记和论争文章。他们想到什么，就随手写来。他们似乎并不顾虑论争的对手会指责他们观点的前后不一致，他们也毫不顾忌地就会道出自己在思考过程中捕捉到的一些火花。对他们来说，一个人是在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认识当然也就在随之改变和深化。争执也是交流，错了可以纠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共同营造了这样一个浪漫宽容的氛围，他们也就滋养了自己，多产成为他们共同的时代特征。那是一个法国式的学者的天真时代。他们是骄傲的、自尊的、才华横溢的。在文学和哲学交融的年代，他们的文字并不都那么丝丝相扣、无懈可击，可是，却常常文采飞扬、充满激情。
这有点像两晋南北朝或者民国时期的天下，家国伟业一片狼藉，但思想却空前自由，百家争鸣，在战争与革命的喧嚣下，竟有着一片思想的阳光雨露，碧海蓝天。
罗伯斯庇尔因其廉洁，也就因此在道德上始终有一轮光环。但这也是历史的误区：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的品格高下。被权力腐蚀的意义，假如只是局限在金钱的范围，那就太小看权力了。权力对于一个领袖的腐蚀，最可怕的部分，当是他对权力本身的过度奢求。一个政治领袖最可怕的被腐蚀，不是对金钱的贪婪，而是对权力本身的贪婪。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这段写的可真是有时代意义。
因此，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特权。不论这样的阶层是贵族，还是平民。当底层平民是弱者。社会的关注点应该是底层平民；当旧日贵族的身份成为虐杀的对象，社会应该保护的就是这些贵族。依据的应该是公平的法律。这样的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作者的历史观、政治观和价值观很正。
接着，30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也向内面对法国，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又能够精干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重新改造法国。
武能平天下，文能治国兴邦的哪是那么容易遇到的。
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在《九三年》里，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但是在法国，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瞩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历史不容假设，历史上每一个节点上的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行为的改变，都可能造成巴黎不是今天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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