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在家，正好有时间翻看季羡林老先生的《岁月不曾忘记》。其中有一篇题为《大轰炸》的文章，让我思绪良多。
季先生在此文中写到二战期间英军轰炸机“愚弄”哥延根老百姓，半夜投掷气爆弹的故事。他说第二天早上，他在街上偶遇了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别人都在清扫夜袭之后碎落一地的玻璃，唯独普朗特教授在那里研究炸弹爆炸之后气流是如何摧毁一段矮墙的。还自言自语自己的实验室绝对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和配置能够让他近距离研究这种空气力学现象。
（题外话：普朗特教授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也是流体力学物理学家，甚至他对世界的贡献，足以让全世界欠他一个诺贝尔奖。但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权主义者，所以他扬言不收女研究生，还非常看不起中国学生。但非常值得骄傲的是，他唯一的女学生，也是他的关门弟子，更是他唯一的中国学生，甚至是他教授过唯一的亚裔女博士。她就是陆士嘉先生，北航的奠基人之一，她的丈夫是张维院士，她有一个外孙叫高晓松。）
季先生对普朗特教授这种忠于科学真相，追求真理的老教授是相当之敬佩的。于是他又在文中提到，当时盟军飞机轰炸慕尼黑的时候，大家都在逃命，唯独有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却兴奋地往楼顶跑去（这个教授的名字未能寻到，深表歉意）。这种舍生忘死忠于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值得我们去尊重。
其实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李时珍。他为了寻求植物的药性尝遍百草，其中不乏有很多的毒药。他不就是在为了寻求药物学的真理而舍生忘死吗？他明知道这条路随时都会断送自己的命，但是总要有人去做，也总会有人去做，只是恰巧这个人是他而已。这是对科学的严谨，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以前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是一种出现在别人故事里的传奇，但是没想到七年前我曾经在浙江嘉兴乍浦遇到过一位王姓大哥。他租住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约莫5平方大小。里面只有一张床和写字桌。他的床很有特点，翻开被单下面是一摞又一摞的书籍。
后来熟络了之后，我才知道他身体不好，去了很多医院，医生不但没能治好他的病，也没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于病理的形成，解决方法什么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他一气之下就决定自己研究。
他跟我说：所有的问题，必然有其解决的方法。但想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要明白这个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只有彻底搞清了问题的真相，那么才能找到解决它的方法。
于是在他自己的捯饬之下，原本医生宣判活不了几年的他，愣是通过食疗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子折腾好了。虽然还没能完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起码也算活过了医生宣判的倍数。前段时间他还偶然间给我来过简讯，我们还简单寒暄了一下。
也许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对真理真相执着的态度吧，人可以死，但一定要死得明白，千万别死得稀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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