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的起源是关中，中原之地最初指的是关中
{本文是知乎上一个问题（华夏民族的主要起源地是中原地区还是西北地区）的整理版}
中国、中原一类的概念，遍布史籍，肯定是个源远流长的概念（ 不容否定的），所以我族肯定起源于中原。而中原，现在一般看法就是指大致与河南省重叠的区域。
然而关于我华夏始祖炎黄二帝，其籍贯有点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认为：炎黄二族均起源于西部陕甘地区，后来扩张到中原，将当地的土著民族赶到了东部和南部，演化成了东夷和南蛮。
对于炎黄以后出现的尧族、舜族（东夷）、夏族、商族、周族等部族的说法，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古族分东西两系，夏和周属西系（关中核心），夷和商属东系（河北南部核心，大体范围是河北南部与河南东部的大片平原，大致是安阳与商丘为中心的椭圆范围）。
我族绝大多数的文化传统，如衣冠、束发、礼教、宗法等，最早都是源于西北周部族内部的习惯。即便到后来秦统一全国后的封建社会早期、中期（就是宋朝以前），西北的关陇地区依然富庶发达，人才辈出。
所以，更多的材料表明华夏民族的起源地在关中，而不是历史书上说的中原地区。
那么造成上述冲突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中原」这个概念的内涵曾经发生过变迁。然而，其发生原因是什么。
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个观念需要理清，那就是什么是民族，或者说，民族的血缘性重要还是文化性重要。
民族是个外来翻译词，英文为nation。对此，我不大擅长，网上搜索到一个认为合适的解释：
Nation有国家之意，但更多的意思是作为政治性的民族。注意：不是种族，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意识（或者说认同）的人民（A People），有时候也翻译为国族。所以具有不同血缘、不同语言的人，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和认同的，都可以被称为nation。Nationalism（民族主义）一词就是从此衍生。（其最早出处似乎就在知乎，参看：
「国家」这个词在英文中视语境不同，State, Nation, Country的区别含义在哪里？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共同的）历史与认同。而且明确说明非血缘纽带的，不是种族。这么来说，近些年尘嚣甚上的分子人类学证明漢（华夏）族血统纯正与迁徙变化的文字，都与我族起源地的确定无关。
其实，我们的「族」字，本身含义就是与英文的nation关键含义几乎一致：
「族」字从㫃从矢。「㫃」为（飘扬的）旗帜，对古人而言，最早的旗帜上面多为图腾一类的崇拜标志，作为构件，在「族」字中可引申为共同信仰（认同）。而构件「矢」在「族」字可表示箭矢所向，表示（共同的）敌人，而族群的敌人多为世仇，这就隐含了共同的历史这个特征。
可惜的是，后人多认为构件「矢」仅仅代表军人，进而认为「族」的本义为氏族、部族。然而，表示军队的，明明就有「旅」字：
不过，考察过往历史，当权者的武力（军事）含量，从原来的极少，发展到唐朝阶段的巅峰（唐中的军队带头造反乃至唐末的暴力执政），然后反身开始减少。这种武力曾一度代表政权的历史，导致人们理解「族」字的时候出现误解也是情有可原吧。
族（nation）的内核既然是（共同的）历史与认同，那么此二者的主要载体——文字之创设地，大约就是一族的主要起源所在。
以下开始正式的论证：
先上结论：「東」、「西」二字的构形，说明甲骨文（漢字）始创于关中。同时也说明最早的「中原」所指之处为现在的关中：
東和西现在表示方位是很明确的事，然而，造字最初为何以这两字表示方位，其甲骨文含义是什么？弄清楚这个，或许某个角度能判断仓颉造字的传说是否就是在关中发生。
篆文的東西两字，已经与甲骨文相去甚远，《说文》依篆文构形附会方位，实在有点牵强，特别是篆文「東」字，日在木中，最多表示太阳接近地平线，然而早晨与傍晚都能在这个位置。
由于地球自转是东西向的，对古代的人来说，东西方向同纬度的迁徙，要比南北向的迁徙更容易适应。因为冷热干湿状况来说，东西向的变化是渐变的，而南北向的迁徙，距离稍远，那就是突变（说直白点，就是东北人到广东一般很不适应，但北京人到纽约，估计好适应的多，这就是东西大跨度迁徙与南北大跨度迁徙的区别。当然，地形影响也不可忽略，正因为地形的变化，所以有东西交汇中心的出现，但这是后话了）。
对生存能力比较弱的古代人来说，南北向的大跨度迁徙，那等于是换了个世界，稍不小心可能灭族。
因此，东西向的表达，很可能是一组相对而又属性相近（甚至一致）的存在。
那么我们来看看「東」字最初是什么：
光是「東」字的构形，还是不太好判断，但参考相关字「重」，结论就很明显了：
「東」的甲骨文，很肯定就表示行囊。但为何这种构形能表示行囊呢，其实物大致怎么回事？
根据上图的金文构形，我们能判断那是一种类似圆灯笼形状的，由輮制（輮以为轮）木（竹）棍与绳索组成的容器。如此，则「東」字的造字时间，肯定早于金属工具普及（最可能是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为一般认为，青铜制造技术是西方向东方传播的。）
我们文明的起源地，一般认为是河洛地区（关中或河南的河洛），该争议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位于大致北纬34度到36度间，而该纬度区域，还有一条东亚地区的重要分界线：游牧-农耕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千年间，不会十分固定，但大致在该线左右摆动），而中原地区的人通过该分界线往西，唯一的出口只有一个，那就是陇西-河西走廊（燕山缺口严重绕路，不算向西，算向北）：
这条分界线的出口位置，刚好在关中地区的西部（也是秦长城的西端）。因此可以这么认为，自然条件下，关中地区西方是纯游牧，而东方则是纯农业，而关中自身，则是以畜牧为辅的农业。
————2019-6-12补充
有知友以考古发现证明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内关中其实以游牧为主，以此否定本文的关中古中原论。
然而游牧-农耕分界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并不等于说关中一直是农耕，西周立国之前，环绕周人的还主要是游牧，但周人确定就是农耕起家的，而且就是在关中。
关中脆弱的水土环境，导致稍微过度进行农耕开发就会崩溃。然而，若是休整足够时间，又可以再进行农耕开发。
所以，某个时期内，关中主要是农耕，与非常长的时间跨度内关中以游牧为主并不矛盾。
好比两河流域曾经也是小麦农业的天堂，然而好景不长。但漫长的时间长河不适合农业，不能否认某个繁荣的时间段两河流域曾经是小麦农业的天堂这一历史
————2019-6-12补充
游牧地区的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基本没有树木（都是草原）。而前面分析，「東」是竹木制成的行囊（所以指代东方来人，进而引申为东方），那么「西」有没有可能是游牧地区特有材料制成的行囊呢？
很明显，牧民携带大量的物品上路，最低成本的办法（石器时代或许是唯一办法），就是羊毛毯（贵重的或许用羊皮）包裹后用绳子打包，然后用马（或骆驼）驮：
到春秋战国，由于诸侯混战，交通隔绝，「西」字开始分化：行囊构形上部添加木质挂钩，该构件最后演化为「西」的上部（下图黄圈），另一分化结构就是篆文「西」，也就是鸟巢构形：
当然，估计不少人认为开口状的甲骨文「西」为鸟巢，然而其横竖交织的构形，更像是人造物，而非鸟窝的交织状。
综上，古代交通条件下的東西方之交汇枢纽，只能是渭河平原。而最初的「中」字，更多是两旗飘扬的构形：
特别是西周中后期，一水都是带旗子的「中」，甚至隶书「中」字，也有类旗帜构形的：
因此，这种构形的「中」字，其构形为两旗交汇处，表示交汇，该含义保留在《道德经》的「冲」字当中：
所以，最早的「中原」并非“中央之原”而是“（東西）交汇之原”。因此，我们华夏族起源于现在的关中，是最早的「中原」，与现在的“中原”指河南的河洛之地并不矛盾。
典籍中，「中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该句中的「中原」，更可能是指渭河平原。
「東」、「西」、「中」三字的构形含义，附带的证明了，关中的仓颉庙并非纯粹的附会传说，至少主要的造字事件是发生在最早的「中原」范围内（关中）。
「中」字甲骨文有两种构形，另一种构形，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这种构形表示物之中段，含义为中间，引申则为中央。因为中央多为交汇之所，于是后来就兼并表示“交汇”异体「中（带旗子）」。
——2019-7-21补充——
这两天解析一些其他字的时候，频繁的遇到一字多音的情况，然后想到「中」字也是多音字，“一语中的”的「中」是第四声，而“中间”的「中」是一声。这第四声的「中」，其本义应该就是表示“交汇”含义的。
而终南山又称周南山，中南山。关于中南山，我能查到的最早出处是《左传》。然而西周初年已建中洛邑，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南山的名字，在西周以前就存在，因为建中洛邑的关系，一度改称周南山，东周之后，周南山的名字失去本来意义，所以又一度恢复为中南山。
——2019-7-21补充——
现行的“中原”概念，就是“中央之原”。更早的记录不清楚，完全确定的记录始于西周：
《周礼．大司徒》所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汇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中原（中央之原）」概念的诞生，首先源于地中概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夏至日正午的物体长度与其影子等长。大致纬度在北纬34度靠北一点，巧合的是，这一地带，竟正好也处于从北极到赤道的最佳黄金分割点上（３４．３８度）。
然后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在“地中”概念的限制下，其实就是指东西之中：
東到海，西到陇右农牧边界，此疆域的地中一线之中点，就是洛阳左右。
综上，「中」字基本含义从“交汇处”演变为“中央”，导致「中原」概念从关中变成河南的河洛地区。这是导致不同版本的上古历史传说存在关于起源地分歧的真正原因。
以上基本为知乎上的回答内容，而近日在知乎上回答另一个问题（两条「洛河」为何相距如此之近却还能重名）的答案，大致也可以作为华夏起源地为关中的旁证：
我国现在有两条洛河，而传说“河出图洛出书”为易学的起源，因而我族起源地也称河洛地。然而，两条洛河都是黄河的支流，这就导致所谓的“河洛地”变成了两个。近千多年来，文献中关于河南伊洛河（南洛河）的古称是什么的辩论不绝于缕。如今出土文献也不少了，有人以此为证据加入到辩论中。
而抛开「洛」、「雒」两字的含义，只从文献（即使加上出土文献）的角度去审视两条“洛河”的做法，我认为都有点缘木求鱼。
因为每条河流的最初名字，正常情况都是与河流本身的某种特征相关。而「洛」、「雒」两字虽然都从「各」，但一从「水」，一从「隹」，两字的关联度恐怕高不到哪里去。
「水」字的构形，其实是流动的河流：
「隹」是「鸟」的异体，突出鸟类的翅膀：
要说两字有什么细微差别，也不是《说文》认为的那样，是长短尾的区别，而是翅展与身体比例的差别。翅展比例越高，飞翔能力越强（多为食肉猛禽，非猛禽的，基本都长途迁徙），所以雁雕鹰隼都从隹。雀虽从隹但还从小。
以上看法虽有别于一般看法，但出入不大。因而「洛」、「雒」两字理解的关键在于「各」字：
「各」字最初构形从反止从口，后来才出现与「出」字构形相反的写法：
因此，「各」字最初的构形含义不会是与「出」相反的。若加上方位的话，「各」字的构形就是南边来人在说话。稍后一点出现的加构件彳（双人旁）的写法，我认为其构形为南边远来的人在说话，本义为“客人”。客人总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各」字很快延伸出“每个、各自”一类的虚词含义。其构形本义最晚在西周中期就转注为「客」。
所以，「洛」字的构形为河流有客，即河水暴涨，而「雒」字则表示客鸟，也就是候鸟了。
对比两条洛河：
北洛河流域径流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不均匀程度自上游向下游减小。上游金佛坪，夏季径流最大，6～8月径流占年径流的66.8%，冬季最小（占3.8%）。之所以如此，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区地表水基本不下渗（窑洞因此而来），所以夏季的降雨直接就变成洪水，即使古代植被更丰茂，蓄水能力也不会提高多少。而南洛河上游的情况要好很多，即使现代，森林植被也相当丰茂。
而「雒」为候鸟的话，自然就是查看候鸟的迁徙路径了：
很明显，南洛河下游正是迁徙中线的覆盖区。而北洛河，冬天近乎枯竭的流量，基本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候鸟逗留。
综上，就水文特征来说，如今的南洛河最初为“洛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虽然读音都是luo（源于各）但南洛河最初的读音含义，基本上只能是表示候鸟的「雒」。
西周营建成周（洛邑），因为读音一样，所以出土文献中多以周人熟悉的「洛」表示成周所在的“雒水”。然后才有西汉改洛为雒（改名原因是否真如典籍所载其实有待商榷：刘邦老家沛县属徐州，徐州古彭城，彭城春秋属宋国，而宋为殷商之后），后来曹魏时期又改雒为洛。此后就有点洛雒不分了。
所以，如今的北洛河，古称洛河；如今的南洛河，古称雒河。二者原本并不重名。后来关中衰落，读书人对于河图洛书的发源地“河洛”逐渐定位于伊雒河谷。于是雒河就长期被改名为洛河了。
当然，以上南洛河古称“雒”的可能性有待商榷。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伊洛河本来只称为“伊水”（「雒」字后起）。因为西周称其北支流为洛水，所以后来“伊水”缩小为南支流。
而且，「伊」与「雒」两字所表达的水文特征比较接近，两者都与流量相对平稳有关。
综上，南洛河（伊洛河）最初称为“洛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于其古称“伊水”还是“雒水”又或者还有其他可能，只有等待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考古发现了。
因此，最初的“河洛地”也是在关中，如此，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华夏起源地为关中。
其实，比较两河流域（新月沃土）与关中，两者都是不同文明的交汇点，两者都容易开发，适合早期农业技术，而且规模适中（接近一个古代政权的管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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