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州卫公庙探秘

            泽州卫公庙探秘             

                    赵元龙       

李靖是隋末唐初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古代泽州人对其情有独钟。透过泽州卫公庙时空的纱幔，我探秘到那一段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立祠祭祀，感恩卫公爷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颉利可汗率兵攻围并、灵二州，转扰潞、沁，战火蔓延至上党。唐王朝连忙调遣在江南镇抚叛军的李靖北上抵挡。

李靖，陕西三原人。他跟随李世民“南平吴寇，北破突厥，西定谷浑，北伐高丽，铭绩旆常”，为唐王朝的建立与发展，立下赫赫战功。

接到命令后，“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瑰屯太行”，在必经之地的泽州城外西南三十余里的万松岭驻扎下来。

万松岭“泽居太行巅，绕郭山如带；西南古松岭，杰出群峰外。”山势陡峻，易守难攻，是驻兵首选之地。

万松岭东部半山腰有一座始建于北魏的法轮禅院“灵岩寺”，因“松树数万株、松声涛涛”而改名“松岭寺”。又因寺周围岩石发白，宛如常年积雪（亦说“真有积雪”），故名“松林积雪”，成为古泽州四大景观之一。

松岭寺高僧是隋大业中自终南来的的慧观头陀，是一位“蕴松筠之操，抱经论之学”、积极践行儒家慷慨济世理想的法师。他为李靖在战乱频仍、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伐叛讨逆，攘斥夷虏，辅成盛唐大一统业”且军纪严明、“兵不扰民”所感动，竭尽全力给李靖以盛情款待。

泽州，史称“河东屏翰，冀南雄镇”。北起天井关，南至沁阳常平之间的太行陉，山路盘绕，关隘林立，常常干戈迭起，硝烟不散。

盛唐之后，国家危机四伏，大唐江山在战火中风雨飘摇。唐肃公上元元年（760），“安史之乱”祸起萧墙。“国家思良将以安邦，社会祈神灵以慰藉”。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泽州人民，更加思念为抗倭而南征北战、曾在此驻军的李靖将军。于是，松岭寺禅院法师顺应民意，在山顶为李靖修建庙宇一座，立祠祭祀。因李靖功拜尚书右仆射，被唐太宗封为卫国公，因而，祠名“卫公庙”。金泰和六年（1206年），松岭寺立石《松岭法轮禅院记》，时任泽州郡守杨廷秀亲自撰写碑文：

“李卫公提兵过太行，躬诣礼谒，慰谕嘉叹，灵严之名，自此益彰矣！寺僧感念卫公之惠，乃于山顶建祠，迄今存焉。”

古人固有“祭不越望”之说，视野所及，普惠所致，即享受一方香火，恩泽一方人民。在当地人心里，李卫公理应是周围村社独享的一位神祇，“既有求而必应，亦无感之不通”。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靖”老爷，官人尊称“仆射”爷。时兴之下，便将名字和官职连在一起，因“靖”与“晋”、“仆”与“普”谐音，“靖仆射”即讹化为“晋普爷”。

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久而久之，从村夫野老，到官方文书，卫公庙、松岭山等名字都发生了改变。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杨洼村《重修晋普神行祠记》中，卫公庙被称为“晋普神行祠”，“卫公李靖”被称为“晋普神”。明万历年间《泽州府志》云：“晋普山：城西南三十里，上有李卫公庙，山阴积雪，经暑尚在，下有九泉。”明崇祯元年（1628年）西峪村《重修大庙碑》云：“如泽之西南乡名西峪，旧有古庙，神曰靖普，其感应不爽”。即使是周围数十里内，许多人只知晋普爷，不识李卫公。西峪卫公庙牌楼上明明白白写着赞颂李靖的对联“通典留兵法，岭南振雄风”，普通村民却说不出晋普爷是谁。乃至当代晋普山原址上重建的卫公庙，竟然成为属于佛教的“晋普寺”。

明清时期，晋普寺是晋普山的象征，晋普山是李靖的封神之地。许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流连于此，金代泽州刺史杨廷秀和金代状元李俊民多次来此题诗泼墨。远近香客“贫者求富，疾者求安，耕者求岁，贾者求息，祈生者求年，未子者求嗣”，烧香献供，毫不吝啬。

为感恩神灵，每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晋普寺唱大戏三天。芸芸香客，有的敬香还愿，拜求神灵；有的游山观景，赶会看戏；有的设棚摆摊，来做生意；有的拉布买针，购置农具。附近“八音会”、“故事班”也赶来助兴，民俗表演的舞狮、旱船、高跷等轮番上阵。一时间，寺内舒缓的梵乐、连续不断的磬钵敲击声、屋脊上叮铃叮铃的风铃声、集市上小贩的叫卖声、人群熙熙攘攘的说话声、戏院内外的演唱声，汇成一曲浓浓的人间烟火交响乐。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走南闯北的河南香客闻到了晋普神的“灵”味，于是，南瞰大河、凌逼洛京的晋豫交通之沟壑纵横间，被千踩万踏出了一条条山谷小径，最终形成了蹄迹斑斑的“骡马坂道”——“清化一、二大道”。无数行旅商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唱着他们辛苦奔波的歌谣。在一次次仰望中，他们渐渐熟识了晋普山，熟识了晋普爷，在虔诚膜拜中默默感应着山神的赫赫威灵。

一直到明末清初，泽洲地区虽然战火不断，晋普寺的香火却愈来愈旺，信众愈集愈多。原本的卫公爷已经突破周围村社的界限，不仅具备独立于晋普山“超然”的特殊地位，而且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公共神祇。

          “六社”祭祀  晋普爷巡游

明天启三年（1623年），以晋普山卫公庙为中心，周围村社形成了“六社奉祀”群体。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西峪村《重新庙碑》“££泽郊西距城十五里许，乡名西峪，镇其西北有大庙，乃南六社......”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北中六社增修李卫公大庙碑记》：“近吾乡之南北中六社旧有李卫公庙数楹，扬灵显灼，人共虔祀。”明天启三年（1623年）北大社《重修李卫公庙碑》对“六社祭祀”记录更为详细：

“相传公昔率兵北征突厥，尝驻节于坤方二十里许孤峰左股灵岩禅寺，众辑而弗扰于民，居民德之。既去，立庙孤峰，凡疫灾旱患，祷则辄应。以故，分为六社奉祀，而四村乃一社之弹丸。创庙立像亦有年矣......”

何谓“六社”？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北大社李卫公庙《重修大庙完工碑记》中“六社”指：东大社、中大社、原家社、北大社、十字社、西头社。西峪村一位曾参加过祭祀活动的92岁王姓老人回忆：祭祀晋普爷的“六社”分别是大箕、南村、岗头、原家、西峪、北东，西峪是首社。杨洼村卫公庙管理者彭坤听村里老人说，原先一共有“十三庄村”奉祀李卫公，包括晋普山、司匠、浪井、段匠、南马匠、尧头、南田石、杨洼、南河西（城区）、北大社、江匠、西峪。

从实地调查分析，“六社”就是指晋普山周围村社和联合体。有的村自成一社，如西峪村，碑刻中称为“西峪社”；有的两村成一社，如南马匠和段匠，合称“马段庄”；有的是数村联合为一社，如北大社。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村社是乡村最普遍，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民间组织。在一地域内，需要一个共同信仰的神灵作为地方保护神。恩赐惠及每一个人，“祭功德所关，事诚大矣哉！”村社之间形成保护神灵的传统，从神庙的修建到维护、每年“祷水、春祈、秋报”等公共性质的祭祀活动，无形之中则加强了村社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更有意思的是，在民众信仰中，神界和世俗界一样，也要结亲，生子，神与神之间依据距离远近、聚落大小，组合成一定的亲缘关系，通过人为的方式将神灵人格化，即结“社亲”。西峪村一位老人说，卫公爷一共兄弟四人，老大住晋普山，老二住北社村，老三住杨洼村，老四住南河西（城区）。这样，围绕晋普山李卫公“总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六社”祭祀社群，通过迎神敬献等祭祀仪式取悦于神，共同求得神灵的庇佑。

明清时期，围绕社庙的祭祀活动往往是乡村间一件盛事。各村社都要动员村民响应，以表达对神灵的敬重之情。同时，这种由多村联办的大型祭祀活动，也是当地官方所期望的。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噩运是官员行政中一大麻烦，对稳定社会秩序亦不无裨益，为此，依据“因俗导民、教民成礼”、“事神之道，惟在为善去恶而已”的国家政治，“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

每年的四月初一到四月二十三，是李卫公“銮驾”巡游的日子。负责策划的“维首”、具体组织祭祀的“科头”，都会严格按照严格有序的制度，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周密的筹备活动，精心挑选符合要求的青年组成游神队伍，认真训练负责抬神像、执镖旗、锣鼓演奏等参与人员。

銮驾巡游那天，李卫公神像被八抬大轿抬着（可移动的神像），在镖旗飘飘、锣鼓管乐簇拥下，“銮驾”从晋普山下来，经司匠——浪井——段匠——南马匠——尧头——南田石——杨洼——南河西——北大社——西峪，最后回到晋普山。当李卫公銮驾进入各社庙宇时，民众香火膜拜，叩首祈福，感恩卫公爷神明降落民间，巡视乡里，体察民意，保佑合境平安。但“銮驾”只有在晋普山、北社，杨洼、南河西弟兄四人住的地方停留，其他地方则短暂缓息，即“站一站”。南河西一位90多岁的老人回忆，南河西每年要从杨洼迎接李卫公“銮驾”，全村老少齐出动，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场面颇为壮观。至今南河西卫公庙的正殿内，还存放着当年迎接李卫公“巡游”所用的轿子、仪仗等物。

              “南蛮盗宝”，神迁西峪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据西峪卫公庙碑刻记载：明崇祯四年至六年（1631—1633年），自陕西而来的“流寇”将泽州全境劫掠殆尽。“崇祯四月，流寇作乱，其首曰王加印者，自秦入晋，统领五百余贼。夏六月来中村，居民尽抢掠......”“崇祯五年，流寇犯泽州......贼掠大阳镇”；六年三月，贼犯泽州......贼从河内上太行，犯泽州......四月，贼犯州西秋£李寨村，副将李卑驻周村，兵单不前......”“经过七日，所在焚烧劫杀，抢夺财产，掳掠男女，其余骡马牛羊鸡犬££££......”

由于社会动荡，导致人口流亡,曾经频繁的泽州商业陷入低迷境况。这时，少受兵贼之祸的南方商人趁机崛起，当地商人仅有像秋木洼王氏等盐业之遗泽勉力支撑，却依旧难挽狂澜于既倒。曾经为晋豫商旅所本祀的晋普爷，也因此香火不济，晋普山的超然公共地位从此悄然削弱了。

按说，晋普爷是本地神祇，外来商人可以祭拜，而不能占据主导位置。但是，外来商人因其财力雄厚，可以大把进献香火，更多捐献善款，修葺神庙，从而直接得到奉祀神祇的主导权。在泽州战乱不止、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泽州本土奉祀晋普爷的祭祀社群便索性无奈地退了出来。于是，一则“南蛮盗宝”的传说由此诞生了......

晋普寺佛事惨淡的消息，传到了“南蛮”耳朵里，南蛮便心生歹意：“与其远行祈祷，何如盗来惠己？”于是，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晋普山，趁夜深人静之际，潜入庙内盗走了晋普爷。因怕被人发现，连夜窜到河南，住一客店，将晋普爷藏一墙圪套里。

那天夜里，恰有一西域人贩了一担棉花也住此店。时至半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人来到他面前说：“我是晋普爷，被南蛮偷到这里，藏在墙圪套里，明天就要把我带到南蛮，我离不开晋普山，请你无论如何把我带回去。现在快动身，天一亮，南蛮醒过来，我就走不了啦！”西峪人当下惊醒，连忙起来到墙圪套一看，果然有一泥塑神像。他急忙取出，藏于棉花之内，连夜出店返回西峪，并和村民供晋普爷于大殿。从此，在“六社”祭祀群体中，西峪村取得晋普爷奉祀和庙会举办权。

“南蛮盗宝”的神话传说原本来源于黄帝蚩尤之战，明清时期广泛流传于北方，则是盗宝的“南蛮”换成了南方商人，护宝者为北方民众。其实，“南蛮盗宝”纯属子虚乌有。西峪村健在的老人也有另一种说法：晋普爷原本住在晋普山，西峪是他“姥姥家”。他每年要来姥姥家，有一年来了没有走，就在这住下了......

究其原因何在？现时无从考证。问题是，“六社”祭祀，为什么花落西峪，而不是其他村社？

根据往年卫公庙祭祀情况分析，“六社”祭祀，村与村、社与社的背后都有着经济实力、文化权力的考量和竞争。“南蛮盗宝”则是给了西峪人一个公开的理由：是我们将晋普爷从“南蛮”手中救了出来，晋普爷理应在我村奉祀！

从经济实力分析：西峪位于南村谷地西南最边缘，再向西南，则是莽莽大山；村东与南村相接地方，一条“和尚岭”横亘南北，将西峪隔断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不受周围村庄的影响。因此，西峪既有远超同伦的人口承载力，又有充裕的土地资源，亦赋予更多的区域话语权。

从交通条件分析，在泽州通往境外的几条通道中，出泽州城经西峪，向西南到达商铺林立的冶底（镇），再到三十五里远的西磨滩，黄磢 漏道底，到达河南济源界，正是通往河南清化、兼具军事与通商功能的“九口”之一。

现存于西峪卫公庙的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创修拜殿碑》，或许隐藏了被掩盖的历史记忆：“泽郡西南名西峪社敇修大庙，乃晋普山五社之首，其来久矣，威镇四境，屡岁丰年......”足见西峪实力之强。

从此，西峪村卫公庙不再是普通的“行祠”，而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神祇——晋普爷所赋予的部分“总庙”的权力。从此，每年晋普爷“圣诞”要在西峪举办，凡是奉祀晋普爷的村社都要前来助祭。而西峪的声望更是成倍增加，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晋普爷的封神之地。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四前后西峪唱大戏三天，庙会正日乃是晋普爷的圣诞日，届时十里八乡的贩夫贩妇毕集于此，“占地”为店，吆喝买卖，家家户户做“油角”招待远近而来的亲朋好友。

          “代龙行雨” 感恩李卫公

泽州，“在西则析城、王屋，在东则黄华、林虑，各不连属。百里之内，峰因地异，万壑千岩，支分洼衍......全体皆石，土载其上，即：‘石厚土薄’。”即使有左丹右沁，能够惠及的范围也相当有限，因而，土燥风劲、干旱少雨成为泽地的显著特点。

《泽州府志》记载，“永乐十二年，夏，大旱”、“天顺六年，泽州、高平岁大饥，斗粟千钱，民易子而食”；“万历十四年，泽之州县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间老稚剥树皮以食，疠疫大兴。”“万历十五年，泽州县复大旱民大饥。”“康熙三十年，夏，五月，泽州、沁水旱，无麦。六月，蝗食苗。七月，蝝蔓生，入人家与民争熟食，人民死徙者半......”大旱之后，往往有饥馑、疫疠相随，轻者远徙他乡，重者变成相食惨剧......

因此，向神灵祷雨就成为民众及地方长官的当务之急。

在古代晋城，几乎所有的神灵都有降雨的职司，特别是那些本身就传说与神龙、降雨等有关的，更会成为民众竞相追逐的神灵。晋普山周围卫公祠庙中，都有明清时期“李卫公成为民众“祷雨”之神，且“捷若响应”的碑刻记载。

北社村道光元年（1821年）的《补葺卫公庙舞楼碑记》中云：“《酉阳杂俎》载，公少宿龙宫，曾代行雨，以故，附山之东而居者奉公祀维谨，即贤守宰亦往遇旱干而吁祷辄应焉。”

现存于北社村明天启三年（1624）《重修唐李卫公庙记》就征引唐人小说，将卫公信仰与当地干旱的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

按小说，公射猎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叩门急，一妇人谓之曰：此龙宫也，帝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烦何若？”命取□马一小瓶，戒曰：“马躩地嘶鸣，取水一滴滴马鬃上；此一滴，地下水三尺，慎无多也！”既而电掣云间，连下十余滴。是夕，平地水三尺，后世之人，祖其说而传之者众矣，况泽土高燥，多为旱所忧，社人其亦有所为而为之者欤！.

还有李靖能“代龙行雨”的传说：“微时尝射猎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时值大旱，“苗稼将悴”，李靖念及村民恩情，不顾龙母嘱托，“顾一滴不足需，乃连下二十滴”，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将一场及时雨变成山洪，“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己，不复有人。”但是，李靖从此成为“代龙行雨”的神灵。当地百姓祈风求雨，攘除旱灾，愿卫公爷“济民生之疾苦，润稼稿之艰辛，保佑年年风调雨顺，诸虫不作，飞蝗不生，田产万倍，五谷收成。”正如江匠村明天顺七年（1463年）《创建李卫公庙碑记》云：“时于亢阳不雨，人民祈祷，无不有应，故显应变威灵之圣境，何故民不酬报也。”

据史料记载，泽州村社祈雨仪式一般都要跨越本社界限举行：“凡遇旱请神，互为迎送，谓之神亲；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请，谓之请后神”。跨村社祈雨又分为辐辏式、直线式两种。“辐辏式”：即周围村社聚集到一个庙宇：烧香、跪香和踩旱。先到神庙焚香祈祷；若再三烧香不见落雨，则要跪香。由村社召集群众在神庙举行，早晚两次。每次燃一把香，跪地默祷，香火燃完为止。若连续3天仍无雨或无透雨，则抬着神像沿村巡游，让神灵观察旱象，显灵降雨。

某某十村遗留有对祈雨祭文规范的手抄本，具体叙述如下：

......本村老社首，管劳四人，一同到神灵位前日早晚至，焚香三日以显圣雨，同外九村社首，恭接神驾，药(乐)户八名，红白盘，本街夸官，外九村社首来贺雨，庙上备茶，无饭，神前押殿盘每月初一换盘一供，换至送神时，夸官日，药(乐)户早晨打更衣鼓毕，将驾扶古佛殿前小桌上，打鼓地三次后，奏乐一次，抬上神驾出大门外，十一村社口焚香后，游村祈祷......

清代诗人刘大鹏曾写诗描绘秋祭祈雨的场景：“秋成报赛送龙神，十数村庄气象新。日照旌旗光闪闪，风摇锣鼓乡振振。”

“直线式”祈雨：即以社亲为勾连,由横跨两个不同区域村落完成。东沟镇辛壁人到栖龙“女儿家”祈雨，“躬莅池上，再拜致祷，雨果随□应时。三月十有八日庚子既雨......”（选自西龙《祈雨感应之碑》）；小箕人翻越三座大山到西土河“舅舅家”取水......

民国之后，由于灾祸不断，祈雨仪式被迫中断，而大部则采取“粗暴”的方法。据杨洼村卫公庙管理员回忆，正殿左侧有一尊2米高的“（卫公）三爷”神像，每逢大旱时，把“三爷”抬在院子里，直到晒得它“出汗”，三天内准会下雨......

无论何种形式，对于干旱是最严重危机之一的泽州乡村来说，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公共仪式，伴随人们度过一段“非常”时间，以消解在危机中不断累积的社会紧张，从而形成传统乡村一种重要的农业穣灾手段、一套应对灾害的机制。

        战神李靖，威名传后世

唐朝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护法天神——北方毗沙门天王，被鼓吹为举国崇敬的“战神”，且被唐军随军奉祀。随着传播日益广泛，这位外来的“北方天王”最终与现实中“战神”之称的李靖在形象上渐渐融合。至宋金元时期，出现了《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其中李靖被赋予“托塔天王”的身份，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巧妙结合。

金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占领晋城。位于泽州城南关外的宋代天王堂，因是北宋神锐营遗留，面临着为金代统治者所不容的局面。出于对李靖的感情与崇敬，天王堂附近的北宋遗民依据流传已久的“李靖”与“托塔天王”的联系，将本祀的主神换成了金代统治者所承认的古代名将——“托塔李天王”（后又增加诸葛亮、文天祥而成“三忠庙”）。从此，李靖一直是历代武将们的精神信仰。卫公庙所祀李靖也被误传为“托塔李天王”。正如《赞李靖》： 

归唐李靖秉精忠，征战西陲立大功。

威武岭南安伟业，凌烟铁塔贯长虹。

参考：1. 《泽州碑刻大全》《泽州府志》《凤台县志》；

2.《清代乡村社庙认定与社神选择》姚春敏、杨康文著； 

3.《晋东南李卫公信仰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侯峰峰著；

4.《通行叙事和地方叙事的互动——以李靖形象在晋的形变为例》程浩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