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永芳，男，又名方明、方铭、王明远、尹大成，四川鹅儿沟人。1908年出生于贫苦的理发工人家中。1927年下半年参加共青团，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及代理书记等职务。他是四川杰出的少共领袖之一。1934年2月壮烈牺牲于成都。
伟哉！少年
苟永芳的父亲是—个在旧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的理发工人，常年在筱溪、新拱桥等地设担营业，终岁为一家生计奔波劳累，后来虽有长子、次子劳动相助，一家也难于温饱。苟永芳在弟兄中排行老三，六岁时母亲去世，由二嫂抚养成人。
苟永芳的父亲为了不让小儿子再作被人看不起的剃头匠，尽管家贫如洗，也毅然送他去读书。于是，苟永芳四岁便上了外公任教的村塾，六岁时进教会“福音堂”读初小。此时，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感家庭处于十分窘困的境况，也希望读书后或许能够改变一下这种贫困的局面，因此，他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优异，被人们称为聪颖过人的“神童”。初小毕业后，“贷费”进了自流井雨台山华西高级小学校。
当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自贡也同全国各地一样，组织起“国民外交后援会”和“学生联合会”。各层爱国人士，特别是进步师生，积极投身到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他们上街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反对廿一条！”“收回青岛!”“反对卖国贼！”“抵制日货！”等革命口号声，响彻古老的盐都。
苟永芳当时担任了华西小学学生联合会主席，他深感广大中国人民不仅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有日趋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在进步教师带领下，他热血沸腾地率领着华西小学的学生队伍上街示威游行。他虽年仅十一岁，个子瘦小，却满腔热情地在街头、茶馆，不知疲倦地向群众讲演。每当他讲到“我们中国受到列强压迫，将要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时，往往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撼动。
苟永芳当时还和进步教师一起，率领华小学生队伍参加了抵制和清查日货的斗争。在清查日货时，奸商龙伯良拒绝清查，殴打进步师生，因之激起公愤。在广大爱国群众声援压力之下，地方法院被迫责成龙伯良向进步师生赔礼道歉，保证他自己及匹头行业不卖“仇货”。苟永芳等进步师生的爱国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正当自贡人民如火如荼地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之际，华西小学校长、加拿大籍人白达，站在帝国主义者立场上，十分仇视该校进步师生的反帝爱国活动，以停止“贷费”来威胁学生，以“资助升学”为饵来收买教师，企图软硬兼施阻挠进步师生的反帝爱国活动。1921年暑期，白达籍口修缮校舍，唆使人毁锁进入学生衣物保管室，致使学生衣物丢失，事后，白达不仅不负责赔偿损失，反而肆意辱骂中国人。当时年仅十二岁的苟永芳，作为该校学生联合会主席，便和该校进步教师一起，率领全校同学同白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白达以“开除”“停课”来威胁进步师生，苟永芳便和老师同学一起上街示威游行，七次发布《宣言》，其中一次以英文发往国外，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并向地方法院起诉，白达迫令师生离校，他们便在社会人士支持下在玉皇庙小学办起了“露天课堂”，继续上课，软弱无力的地方政府对“洋人”妥协时，苟永芳宁肯不要“贷费”，靠师友之助，和进步师生一起愤然转学到东兴寺小学去继续就学。
在这次斗争中，苟永芳不仅看到了国家何等的孱弱，帝国主义分子何等的猖獗，更重要的是体会到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中酝积着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战胜敌人，而且可以组织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1922年，苟永芳在东兴寺小学高小毕业前夕，适逢恽代英同志卸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之后到成都高师和西南公学任教，绕道自流井在东兴寺小学作了一次鼓动人心的革命宣传讲演。苟永芳如饥似渴地倾听之后，心潮澎湃，十分激动，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历程，回忆起“五四”爱国运动以来的斗争生活，使他初步懂得了劳动人民为什么这样穷，伟大祖国今天为什么这样弱。“埋头读书，解除不了家庭的贫困，挽救不了国家民族的危亡，只有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从根本解决家弱国贫的问题！”恽代英老师的这些讲话，给苟永芳指明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虽坎坷不平，但只要决心走下去，将会寻找到革命的真理，到达理想的境界。
青春似火
1922年秋，苟永芳在师友的帮助下，凑了十二块银元，考入荣县旧制中学第十四期，为弥补学费不足，他设法谋得了管理学校图书和抄写稿件的半公半读待遇，第三期起由于品学兼优获免费的奖励。
荣县中学，当时是一所较为进步的学校，吴玉章同志甚为关注，曾赠送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给该校，学校革命气氛很浓，同学们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讲民主，讲科学，爱国主义思想十分活跃。
苟永芳利用管理图书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创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其他大量的进步书籍。从这个窗口里，他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初步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革命道理。
这段时间里，苟永芳认识了曾菜、刘一先、罗全等进步同学，他们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矢志参加革命，重新改造中华。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又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学，因此，苟永芳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不久，他就担任了荣中学生会和荣县学联主席。
此时，“北伐战争”开始，大革命浪潮滚滚而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声响彻了荣县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古城。苟永芳和同学们一起走向革命，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农村，进行唤醒民众的宣传。他们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们宣传的形式很新颖多样，不仅讲演，而且还排演新戏；群众喜闻乐见，收效颇大。于是，农民们也开始懂得国家大事，关心国家大事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通过统一战线形式，通过苟永芳和他的老师，同学们的宣传活动，在荣县农村播下了革命火种，对日后荣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苟永芳在荣中毕业后，由师友的资助，考入了成都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进校后与张博诗等老同学汇聚一起，互相引为革命同志，不久，他们即加入了由中共成都特支领导的高师的政治团体——“导社”。这个团体领导人有刘愿安、张秀熟，袁诗尧等。当时，“导社”以国民党左派政治团体公开活动，和国民党右派势力在该校组成的“惕社”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苟永芳和张博诗等人加入“导社”后，担伍了主要领导职务，与进步同学雷显扬、苟祥柯等组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苟永芳在高师时，以遇事冷静、沉着，从不疾言厉色，在斗争中坚定、勇敢著称。他和战友们一起出壁报，办油印刊物，向报社投稿，以笔调犀利的文章作匕首、投枪猛烈地向国民党右派势力发起进攻，致使“惕社”后来一蹶不振。
“万县惨案”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发动各进步团体在各地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中共成都特支在华西大学开展7“反帝退学”运动，苟永芳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导社”团结校内广大进步师生，开展“反英雪耻”运动，与高喊“读书救国”，“不谈政治”，“不受利用”的“惕社”分子进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苟永芳和“导社”同学为之欢呼，庆贺，与名日爱国实际惧外的“惕社”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导社”和成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等进步社团，组织了示威游行，发布《宣言》，集会声讨屠杀革命人民的国民党新军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血腥镇压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社”当时处于半公开状态，但苟永芳等则更加坚定地继续开展斗争。五月一日“导社”坚持举行了纪念活动，当时成都的《民利日报》在其反动主子指使下，蒙蔽群众，贬低共产党人，以“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谁能解决中国问题”为题，叫大家投票表态，苟永芳立即在《商务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揭露，指出这种作法的实质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专政，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
大革命失败之后，蒋介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全国各地乌云阵阵，腥风血雨，充满白色恐怖。真正的革命者则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一些曾经响往革命，与革命者同过一段路的人则动摇了，退却了，有的人甚致投向了敌人营垒。而苟永芳则在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经受了锻炼，他更加坚定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更加勇敢地投入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去。
1927年下半年，他参加了共青团，次年1月，即正式转为中共党员。苟永芳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高师领导“导社”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带领“导社”同学积极参加了中共川西特委领导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反劣币斗争”和支持省一中拒绝国民党右派分子杨廷铨就任该校校长的“择师运动”。1928年初，在“拒杨”斗争中，杨被群众打死。中共川西特委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军阀刘文辉必定会进行血腥的报复，便通知特委宣传部长袁诗尧、团委书记周尚明和“导社”领导苟永芳、张博诗等暂时回避。不久，“二，一六”惨案发生，未及撤离的袁诗尧、张博诗等十四个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壮烈牺牲于成都下莲花池。
苟永芳因为外出，幸兔子难，随后，即化名为王明远，转入了地下斗争。
骆驼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斗争是十分严酷的，但苟永芳从不犹豫，从不动摇。正如“导社”的故旧后来回忆他时称赞的那样：苟永芳象一支骆驼，能负重远行。征途迢迢，艰苦卓绝，他总是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没有个人的任何需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再困难的时候，他都对党忠贞不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后，中共川西特委调苟永芳到乐山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化名为尹大成，奔走于眉山、夹江、 犍为等地，并深入到五通桥、牛华溪盐场从事工人运动。他虽然身体瘦小，却从不怕苦，经常同盐场工人—起车水、挑水，同熬盐工人一起在盐锅边促膝谈心，耐心细致地启发盐业工人的阶级觉悟。这段时间不长，但他却深受工人爱戴。一次，苟永芳在去盐场的中途，遭到反动军警搜查，眼看随身带的党的文件将要落入敌人之手，他机智地将文件塞入口中嚼碎吞下，虽经敌人将他逮捕，逼他承认是共产党，但却拿不到任何证据，把他莫可奈何。不久，在曾莱、赵代洲及李可清等的筹款营救下，敌人在查无实证的籍口下，顺水推舟，将苟永芳释放出狱。
1928年10月，苟永芳被调任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长兼团川东特委书记。由于他坚决执行党的“六大”决议，积极开展工作，使川东团的组织很快壮大起来。1929年5月，他被调到团省委工作，并担任团省委委员。
1930年党团合并，苟永芳担任了省“行委会”秘书。同年，他领导了成都北门外独轮车工人罢工斗争。省“行委会”撤销后，永芳同志担任了团省委书记工作。
苟永芳是一个杰出的青年运动的组织领导人。当时，在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影响下，成都地区各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和共青团组织遭受了很大的破坏，苟永芳总是脚踏实地去清理和恢复起来。他对同志总是和霭可亲，循循善诱，他在工作中总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青年们都很喜欢和他接近，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向他谈，工作上遇到困难，感到苦脑的时候，只要一听说方明同志来了，大家就顿然喜笑颜开，争相向他倾吐衷曲，向他请教。他也总会以商量的态度和战友们谈他的看法。他对下级青年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大家都乐意去执行，自觉地去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他在青年同志中享有盛誉，称他是四川共青团最杰出的领袖，是“少共三杰”(苟永芳、饶耿之、余治平)之一。
这年秋天，苟永芳到川南巡视工作，回到阔别数年的家乡。一天，他头戴斗笠，身着长衫，路过筱溪他父亲设担理发的地方，看到面目憔悴的父亲，身穿破袄，穷困潦倒地在房檐下晒太阳。这时，他十分激动，很想扑上前去和父亲亲热一番，将自己随身带的旅费赠送一点给父亲。但他一转想，这怎么能行，这将暴露．自己，贻误党的工作，而且旅费是党的活动经费，在这极其艰苦的岁月，是来之不易的啊I决不能挪用。他只好含着热泪，把斗笠戴得低矮些，悄悄地毅然离去。
回到成都后，永芳同志与火柴厂女工郭瑶芝同志结婚了。瑶芝同志是搞妇运工作的，她协助永芳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
1932年，苟永芳目睹当时处于险境的四川地区革命形势，曾大声疾呼：“为什么暴动一次，失败一次！”可惜当时由于种种历史的局限，四川省委无法从政治路线及斗争策略上找到圆满的回答。
1933年，苟永芳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宣传工作是他强项之一。省委许多宣传鼓动的小册子、传单，都是他亲手撰写的，他写出了党向群众阐述的革命道理，写出了群众心里要说的话。工人、士兵、青年学生对他十分拥戴。就在这年，当苟永芳到少城公园去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敌人逮捕。
以身殉国
苟永芳被捕后，关在成都警备部监狱。在敌人的法庭上，敌人施以酷刑逼供，利禄引诱，苟永芳均岿然屹立，借机痛斥叛徒，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常使审讯无法进行，以致敌人的法官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力量！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苟永芳被关在死牢里，仍然和往常—一样，从容大度，言笑自若，在木栅下带着敌人土造的特重刑具，艰难地习字、写作、草就遗书，托人传到监外。
致其父书略谓：“儿将被屠杀，父勿悲而忧无子，共产党终必成功，继后必有许多青年认你作父，幸福的日子就在将来也……”。”
致其妻书略谓：“你为党中最忠实分子，无烦我叮嘱，以后勿以我死而心灰意冷、忘却前进……。”
遗书谓其女曰：“汝父将于某日被军阀屠杀，汝将永记此日。长大后，为党效忠，为父报仇。”
1934年2月15日，在旧历大年初二之夜，国民党反动派将苟永芳从监狱中提出，意图半夜将他秘密杀害，当看到狱卒开门时，他知道敌人要加害自己了，便从容地脱下身上的毛线背心，送给难友。出牢后，他沿途高呼“救火！”以警觉难友和群众，揭穿敌人秘密杀害共产党人的阴谋，在难友和群众惊醒之际，他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 “共产党万岁！”在革命征途中勇往直前地作了最后的冲锋。当晚，苟永芳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东较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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