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大多数人都愿意花这份钱。

在生活富足的上流社会里，这种毫无用处却价格昂贵的葬礼闹剧所产生的不幸要比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略少一些。人们将隆重的葬礼视为“身份的象征”。中产阶级的人们努力争取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能够列入那些死后会有送葬队和柩夫们送葬的富有的人的行列。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一样，他们最终成为承办者的牺牲品。这使得其他人更加追随这种风尚，“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大多数人都愿意花这份钱。他们让朋友、仆人或自己亲自去服丧，这样的葬礼才算是体面的。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承受能力的家庭来说，这项奢侈的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如果负责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人离开了人世，留下的所有事情就要由葬礼的承办者负责。一个悲痛、伤心欲绝的寡妇，或者一个失去父母关爱的孤儿，为了丧服、黑手套和令人悲哀的“寿衣”，怎么能不与商人讨价还价呢？因为每一分钱都与他们今后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们必须把积攒下来的一点现钱花在这种庸俗、浪费、虚伪的丧葬上。难道把钱花在死去的人身上，要比花在活着的人身上更好吗？

    一种恶习，无论在社会的哪个阶层都有生存的空间，哪怕是那些生活拮据的中下阶层。按照收入水平的比例来说，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遭受了同等的损失。在英格兰，商人的葬礼平均约花费50镑，而一个靠出卖体力的劳动者的葬礼只需5至10镑。但是在苏格兰，葬礼的花费相对地就要少一些了。劳动阶级十分愿意为那些永远离开他们的亲戚举办体面的葬礼，因为这样做可以为他们带来荣耀。他们不舍得将钱花在其他的事情上，可是他们却乐意把钱花在这方面。绝大多数的工人俱乐部实质上是丧葬俱乐部。一般情况下，为丈夫举办一场葬礼需要10镑，为妻子举办的葬礼需要5镑。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机械工的葬礼费用会多达15、20、30甚至40镑，其原因是他同时是几个葬礼俱乐部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主丧者要接待并“安排”这几个俱乐部的成员或会长参与葬礼的事宜。在几个丧葬俱乐部同时为孩子投保是出乎预料的事，但它是事实。就像我们听到过一个人在曼彻斯特买了不少于19个不同的丧葬俱乐部的人寿保险！

    当不属于任何一家丧葬俱乐部的人家中有人去世的时候，死者的葬礼仍然要由这些俱乐部来举办。但是死者的家属必须向俱乐部交纳重税，当作人力和物力的使用费，这样俱乐部可以为死者的妻子或儿女完成一个受人尊敬的葬礼。如果死者是一家之主——父亲，情况也许会比较糟糕，因为他一生的积蓄大概都要被妻子或儿女在服丧期间花光。人死后，为了举办一场令人尊敬的葬礼而花掉家里的全部积蓄，这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破坏，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生活恶习。

    难道只有穿上那些特定颜色的礼服才算是真正的哀悼者吗？难道我们不是用内心的悲伤而仅仅是靠虚伪的外表才能抒发我们的哀悼之情吗？宾厄姆在谈到早期的基督徒时说：“他们对这种丧葬习惯既不表示谴责，也不表示赞成，只是把它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留给人们一些采取任何方式的自由。值得称赞的是那些完全将它忽略，或者把它不轻易地放在一边的人们，具有基督徒的勇气和思想。”

    约翰·卫斯理在他的遗书中这样写到：在我死去的时候，把我抬进墓穴的6个穷人每人可以得到20先令。“因为，”他解释道，“我特别希望在我的丧礼上没有灵车，没有送葬队，也无须盖棺布，更不要那悲壮的场面，我只要爱我的人的眼泪，让它陪伴着我回到上帝的怀抱。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的恳请我的葬礼执行人，遵照我的决定，完成我最后的心愿吧。”

    这种习俗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改变这种风俗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急于去改变它，可通常我们会遇到几个问题，例如：“别人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 “社会上会有怎样的波动？”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会不情愿地退回来，和那些唯唯诺诺的人一样，变成胆小鬼。然而，通过一遍一遍的宣传，也会对人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社会风尚终将会改变的。就像阿德莱德女王，在她临终前她要求葬礼的承办者免去送葬队；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同样摒弃这种奢侈的恶习，要求葬礼承办者不要举行大规模或者豪华的葬礼；他们的这些举动应该说对社会的风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并且，那些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模仿他们的中间阶层的人们也因此受益。同时，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能够抑制这种毫无意义的葬礼的增长势头。我们只需坚持不懈地宣传新思想，增强知识和对事物的分辨力，便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大幅度的有效的改革。

    在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些其成员不举行葬礼，并且促使他人也不举行葬礼的社会组织。也许，只有依靠众人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达到改革丧葬仪式的目的，因为无论在哪里，个人的力量基本上是十分渺小的，是无力抵抗那些在大众心里根深蒂固的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