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

      从公元220年起，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魏、蜀、吴三个国家，它们三分东汉州郡之地，各霸一方，称王称霸，互相对峙，这种政治局面习称为“三国鼎立”。

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比起东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来，相对地说要好得多。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受十几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本国内所采取的某些政治、经济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客观上对全国的统一都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三国鼎立时期战争三国的鼎立，也是三国间长期的、更复杂纷争的开始。

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曹操于荆州赤壁战败还北方后，成功地进行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同时在谯(今安徽亳州)开辟水军训练基地。面对孙权、刘备两个对手，采取东攻西守或西攻东守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先与孙权争夺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后与刘备争汉中不利，乃集中兵力，与孙、刘争荆州。

三国后期，吴、蜀渐趋衰弱，联盟已不能抗衡魏国。孙权病亡后，吴虽有过抗击魏军获胜的东兴之战，但已是强弩之末。蜀汉姜维多次征战陇西，但败多胜少，推进中原的梦想早已破灭；兵力严重不足，汉中外围要点也被迫放弃，退守汉、乐二城。而魏国司马氏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一天下的条件逐渐成熟。针对蜀汉弱孝边境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再顺江吞吴的战略决策，景元四年(263)，独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遣军分三路攻蜀，当主力受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后，名将邓艾过阴平小道出奇兵，魏灭蜀汉之战告捷。

三分归一，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公开以晋代魏，加紧灭吴准备。蜀汉已灭，吴国唇亡齿寒，加之政治腐败，致使人心背离，发生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吴降晋。吴国名将陆抗随机应变，于凤凰元年(272)迫退晋军，取得平步阐之战的胜利，迟滞了晋灭吴战略意图的实施。晋经过长达八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发兵20余万，自巴蜀、襄阳、寿春、下邳等六路进军，以空前规模的水陆军协同作战，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自此，三分归一统。

三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诸方面的较大发展。战争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水、步、骑兵配合的大规模作战。各国注重发展适应本国地理特征的兵种，曹魏的骑兵，孙吴的水军，蜀汉的步兵，战斗力均较强。随着战争对象的多极化，及敌我双方所处战略态势的复杂，军队部署、谋略运用都有不少范例，其中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尤为出色。诸葛亮审时度势制定的《隆中对》，虽后来形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仍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军事外交频繁，联盟战略灵活，三家进行的赤壁大战和争夺荆州，堪称范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作战中，“攻心为上”也有更出色的运用。作战方法上，诸葛亮推演阵法所作“八阵图”，以及广泛使用的火攻、奇袭、伏击、地道等，均为后世传扬。三国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随着丰富的战争实践不断深入。曹操的《孙子注》开创整理研究《孙子兵法》先河。诸葛亮的军事论述很受后人推崇。

随着战争发展，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鼎立三方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促进了一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军体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实行，参谋制度的完善，影响深远。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均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军队装备有明显改进，蜀汉创制一发十矢的连弩，适宜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的钢刀，曹魏所制发石车、指南车，大量使用的马铠，孙吴大量制造的各种性能良好的船只，均很著名。

三国时期的学术思想，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而今1700多年过去了，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有关三国人物的品评，《初省三国/圣神贤》诗曰：曹丞非野党！孙主义真长！刘候若好汉！司马也堂皇！五虎勇可畏！卧龙智无双！周郎心不窄！英雄惜英雄，恨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