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端午一到，除了购买艾草和菖蒲，我便思考着买点小礼物送给我的父亲。因为再过几日，便是父亲的生日，这对我而言这是个大日子。买礼物总是件很让人费神的事情，每次给父母聊聊家常的时候，电话那头总是说这个有，那个也有，什么都别买啊。是啊，他们需要什么呢？
我没有细数过我一年到底要写多少文字，各种申报书、论文、计划、总结……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给自己最亲爱的父母写过一点什么，多么吝啬、多么讽刺！今天是父亲生日，就送一份简单却走心的礼物吧。
我一出生就不让父母安生，头几天就得了严重的黄疸，额头中间一个鲜红的V型胎记。祖母跌跌撞撞地跑到父亲的办公室，哭腔说道：“老二，快回去看看吧，孙子一脸蜡黄”。父母抱着我就拦拖拉机送我去县医院，现在十几分钟的路程，在那个时代要走大半天。可能从小就没有吃到母乳的缘故，我的身体一直比较弱。父亲从他上海知青同事那里借来一个煤油炉，一下班就给我熬米糕，直到深夜。在我记忆中，上海来的那两位阿姨家的生活一直是父亲同事们所向往的，因为她们总能把很多新鲜的事物带来我们那个小乡村。其中一位阿姨的女儿比我晚出生一周，父亲总是向她讨教一些育儿经验。有天，父亲从口袋中激动地掏出几袋包装精美的黄色粉末，我依稀记得口袋上是个很胖的娃娃，后来我知道这应该是最早的育儿产品“宝宝康”，那甜甜的味道我直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
父亲高中毕业后，便成为我们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薪水不高的民办教师，成为我的老师。刚开始教我二年级数学，后来又成了我们的音乐老师，因为他会弹脚风琴（注：脚风琴真的是用手弹的，类似于钢琴）。四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作为教师子女被“强制性”的拉去表演一个节目，父亲用脚风琴为我伴奏，我唱《粗心的小画家》：“丁丁说他是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画只螃蟹四条腿/画只鸭子小尖嘴/画只小兔圆耳朵/画只大马没尾巴/咦？哈哈哈，哈哈哈”当我拉长声音唱到“咦？”的时候，国旗台下三四百小朋友突然哄堂大笑起来，我吓的没有唱完“哈哈哈，哈哈哈”。我惊慌失措地望着父亲，他笑着摇摇头，把结尾给弹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上过舞台唱过歌。江西的冬天很冷，那阴冷的天气时常冻的人感觉不到有肌肉和皮肤的存在，尤其是脚，常常冻的从刺痛到麻木。小朋友们一下课必须做一种叫“榨油”的游戏用于取暖，一排人顺着墙根站好使劲地往立面挤，口里还喊着号子“嘿呦、嘿呦”。还好学校的墙比较结实，没有被拱垮。父亲把家里断了手把的铁瓢钻了四个眼，用铁丝做了个十字提手，给我做了个小火炉，还经常去办公室给我加点木炭，然后来回地摆动小火炉，微弱的火星又重新点燃整个木炭，寒冷的冬天我都是这样度过。父亲有辆永久牌的自行车，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每当放学的时候我和小弟就走进办公室等父亲下班，父亲把小弟抱上前面的横杠，我坐在后座。我特别喜欢坐在后座上看路边的行人和风景。从学校到回家的路要经过一座小桥，春夏秋冬都有异样景致。那河畔随风摇曳的柳条、那晚霞映在江面上的倒影、那河边洗衣洗菜的村民相互叫唤声、桥头那颗空心古香樟的红叶、还有被夕阳拉长的父亲的背影……它们组成我童年最美的风景。
父亲对我们两兄弟总是那么的宽容。我一直是个不怎么招喜的小孩，性格腼腆不爱说话。从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歪着头倚着门框能站着一上午不说话，几个姨妈就给我取个外号“笨憨”。这个“笨憨”不喜欢像其他小孩一样下河摸鱼抓蟹，不喜欢摘李偷瓜，不能带来任何惊喜。这个“笨憨”不如其他小孩那么机灵，挨打也不会逃、挨骂也不回嘴。这个“笨憨”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总是偷偷的从教室里害怕地跑出来，去拽父亲的衣角，跟在他的后面不敢离开。在我读小学低年级阶段，父亲的衣服就没穿周正过，总是一个衣角长，一个衣角短。一天父亲有点气恼了，甩开我的手，郑重地给我说：“儿子，你总是拽着我衣角，以后你能走多远啊？”谁又能想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远离家乡一千三百公里远的都市生存了下来，现在母亲每每总念叨：“唉，你就是离家远了点，要不我们家菜园子的菜全都可以给你们送过来。” 在我记忆中只被父亲打过一次，扇了一下我的屁股，不是很疼。那天和同村几个小伙伴出去放牛，地点选择在江中的一个小洲上，上面种有很多的落花生。小孩子生性爱玩水，我们冲到到江里面戏水打闹，完全忘记了牛的存在。等到中午回家时，发现我们的牛把几垄落花生苗祸害的精光。后来事主来问责，其他小伙伴精明，死活不承认，我傻傻的应承了下来。父亲有点气恼，当着事主的面给了我一掌。说道：“是你的事你要扛，不是你的事你不能抗，你能够扛的起所有事？”
父亲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人，骨子里透出一股与农村人不协调的浪漫。母亲的嫁妆里面有个很名贵的东西，以前婚嫁必备的四大件之一缝纫机。母亲不善女红，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它便成为了我的书桌。父亲觉得应该物尽其用，买了本服装裁剪的书，比着样子用一些废弃的布料来做点东西。我小时候的第一个花书包就是父亲的杰作，那是个床单的边角料做成的，上面有重重叠叠的花瓣，接缝的地方父亲做了荷叶边，我的课本就算有个家了。我家西面有一座山，形如马鞍，故此得名“烈马山”。在山的“马鞍”凹陷处，就是太阳西沉的必经之路；尤其在夏日，酡红的晚霞染尽半边天，着实美丽。有年在刚刚收割完早稻的农田里来了两个身穿马甲的家伙，立着两个三角叉一样的物件，在叉的顶端立着一个看上去高级的不容触摸的东西，一个圆筒状的带有玻璃的东西伸出去很长，对着夕阳在做些什么。父亲裤管挽着，一腿泥从田里靠拢过去，很谨慎，我也很谨慎地跟着父亲走过去。那两个家伙看都没看我们一眼，父亲和我却像朝圣者一般地看着他们。后来，父亲就订了一本杂志《人像摄影》，那是一种十分昂贵的杂志，用的是最好的纸张，铜板印刷，从而开启了父亲和我对光和影的痴迷。父亲用他手中的海鸥，记录了一些我童年的美好。我还记得在我外婆家的一次及其珍贵的合影，外祖父听说要照相，赶忙从山坡采了一捧盛开的栀子花塞到我手里，我张大眼和一脸假笑的完成了那张合影。父亲写的一手好字，在单位上经常制作些横幅标语。村委有时候需要在墙上书写一些标语，就会去学校请父亲过去帮忙，酬劳就是一顿晚饭。爷爷经常很骄傲的对路人显摆道：“看我家老二，靠一手字都能混口饭吃！”每年除夕前一天，父亲就要润毛笔、裁红纸，准备把来年的祝福写在红纸上来迎接新的春天，我和小弟就一左一右做铺纸的活儿，静静地看着父亲蘸墨挥毫，龙行蛇走、一气呵成，好不畅快。父亲对乐器是蛮有天赋的，拉的一首好二胡、手风琴、也会弹脚风琴，也能够吹口琴，所有的技能都是在兴趣的支撑下自学成才。一天父亲背回来一个六根弦贴在一个形状好似大葫芦的古怪的乐器。“这是琵琶吗？”我问道。“不，这是种西洋乐器，叫吉他！”这可能是父亲唯一没有自学会的乐器。而我却在大学用吉他打开一个女孩的心扉，最后她成为了我的妻子，缘分的确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父亲很喜欢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记得小时候一天父亲瞒着母亲，偷偷地跟我们两兄弟说：“走，带你们去个好地方！”我们三人搭乘公交到了距离50公里外的新余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城市，一切都那么的新鲜，比我们的县城要大很多。街道上行人如织、自行车的铃铛声不绝于耳。父亲拉着我们却走进了一个很幽静的地方——抱石公园。公园真是美啊！楼台亭榭旁都种了些花花草草，而我却一门心思地寻找心中预设的那个大白石头。我问：“爸爸，这个公园不是叫抱石公园吗？怎么没有大石头呢？”父亲就领我们走进了一间比较昏暗的小屋，上面一个牌匾书写着“傅抱石纪念馆”，我和弟弟似懂非懂的看着傅抱石先生的生平以及他的国画作品，恍然大悟，原来抱石公园纪念的是新余籍的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啊。小弟比我稍显顽皮，不怎么爱读书。父亲有天对他说：“你不读书以后准备干吗啊?” 我弟道：“做生意，赚大钱！”父母有天晚上就商量着怎么办。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着弟弟坐上去浙江义乌的绿皮火车。回来后小弟兴奋不已给我讲：“哥，火车真长啊，我一下火车都快站不稳了呢，那轰隆轰隆的感觉一直在我腿上震动着……哥，义乌小商品城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啊，便宜的很哦……”父亲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用相机来进行记录，后来就用手机来录像。一年父亲过生日我送个他一部单反相机，每次去哪里父亲都不嫌重背在肩头，就算陪母亲去菜市场买菜，他也要着照两张当地的风土人情。父母每次来重庆或者去苏州看小弟，我们兄弟俩都会想方设法带他们去几个他们未曾到过的地方，不让相机内存卡空着。
父亲总是通过各种渠道默默地关注着我们。我以前经常把一些情绪发到说说或朋友圈，父亲看见后就会来一个电话和我聊聊天。疫情期间，父亲突然给我一个电话：“你们要注意防护，不要出去哦！”我很诧异，父亲怎么知道我出去了呢？原来父亲一直关注我朋友圈里的步数，超过千步父亲就判断我们肯定出门了。父亲有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习惯，小时候只记得他关注的就是老家的天气如何，自从我和小弟在重庆和苏州定居后，父亲就多关注了两个城市，对重庆和苏州的天气了如指掌，还时常提醒保暖御寒。父爱如一汪清水，能够平复内心的焦虑，让心坦然。
每一个父亲都散发出不同的伟大，然而每一个父亲伟大的却都一样。父亲是一本书，告诉我如何做一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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