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就在我们身边,在其与古腾堡技术的碰撞中,我们变得麻木,又聋又瞎又哑。”——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
福柯认为,自17世纪以来权力不再表现为统治者的死亡权力(Todesmacht),而是表现为生物权力(Biomacht)。统治者的权力即是刀剑的权力,它以死亡相威胁。但是生物权力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着力于“促发、强化、监视、控制、积累和组织受压迫的力量”。它的目的在于“生产、培养和规训力量,而不是阻碍、打压和消灭力量”。
与死亡权力相比,生物权力要更加细密、更加精准得多;前者由于其粗糙的特性而无法形成监控权力。但生物权力却可以进入到生物过程和生物法则之中;居民正是受着这些过程和法则的左右和操控。
如今,另一种范式转换正在形成,即数字的全景监狱不是生态政治意义上的纪律社会,而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而取代生物权力的就是精神权力(Psychomacht)。精神政治(Psychopolitik)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
数字监视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非远景的(aperspek-tivisch)。生态政治不能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但是精神权力却可以干涉人们的精神动态。
理论是一种构想、一个辅助手段,用来补偿数据的不足。一旦有了足够的数据,理论就变得多余。从大数据中解读出大众行为模式的这种可能性就宣告了数字精神政治(digitale Psychopolitik)的开端。
相机这种媒体让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即视觉潜意识,显现出来。数据挖掘则让人们看见作为个体不曾意识到的集体行为模式。因此数据挖掘也就挖掘了集体潜意识。
数字的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未来的社会行为,并且由此发展出极权主义特征。
书籍信息:[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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