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山佛占尽”,在名胜古迹中,佛教寺院占了很大比重,在旅行途中,一向有寺必进。宗教、哲学、文化三者在漫长的人类文化进程中相互融合、影响,已经很难分得开。这一路上,离开兰州的第一站就去了位于湟中县的塔尔寺;途中,在从嘉峪关前往敦煌的路上又顺路探访了西北独一无二的文殊寺;最后,在敦煌的浩瀚文化中结束了这趟宗教之旅。
一代宗师的诞生地——塔尔寺
去塔尔寺的路上出了点小插曲,导航再次“捣人”,导航指示的路竟然修路挖断了。我们一路打听,这里的人说话已经有些听不大懂,连说带比划,加上从下载地图上路线,经过分析终于在湟中县城转悠了20分钟后找到了通往塔尔寺的路。
根据之前做的攻略,我们和几个来自四川的小姑娘一起请了导游——是个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藏传佛教神秘又深奥,没有导游讲解,只能是看看建筑,与其他的藏传寺院看不出多大的区别。
卓玛很漂亮,长得娇小玲珑,一举一动虔诚又优雅。她带着我们从门口的善逝如来八塔一直到酥油花馆。
塔尔寺又名塔儿寺,创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得名于大金瓦寺内为纪念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银塔,藏语称为“衮本贤巴林”,意思是“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 。塔尔寺是宗喀巴大师(本名罗桑扎巴,1357-1419)的诞生地。宗喀巴大师早年学经于夏琼寺,16岁去西藏深造,改革西藏佛教,创立格鲁派(黄教),成为一代宗师。传说他诞生以后,从剪脐带滴血的地方长出一株白旃檀树,树上十万片叶子,每片上自燃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迦牟尼身像的一种),“衮本”(十万身像)的名称即源于此。
这株白旃檀树依旧枝繁叶茂,只是树干已经被高高的围墙包围,我在树下翘首期盼,依然没有等到一片叶子落下来。
宗喀巴去西藏六年后,其母香萨阿切盼儿心切,让人捎去一束白发和一封信,要宗喀巴回家一晤。宗喀巴接信后,为学佛教而决意不返,给母亲和姐姐各捎去自画像和狮子吼佛像1幅,并写信说:“若能在我出生的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指宗喀巴出生处的那株白旃檀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与我见面一样”。第二年,即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香萨阿切在信徒们的支持下建塔,取名“莲聚塔”。此后此塔虽多次改建维修,从最初的木塔到贴铜、贴银,直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已是一座贴金宝塔。
塔尔寺先有塔,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禅师仁钦宗哲坚赞于塔侧倡建静房1座修禅。17年后的万历五年(1577年),复于塔之南侧建造弥勒殿。至此,塔尔寺初具规模。塔尔寺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另外寺内还珍藏了许多佛教典籍和历史、文学、哲学、医药、立法等方面的学术专著。塔尔寺的壁画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壁画,壁画上的菩萨瞠目浓眉,不似汉传佛教那般和蔼慈祥。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不同,不仅仅是传播途径的不同,藏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由印度北部传入我国西藏地区;而汉传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亚地区,东汉时期经西域诸国(现新疆地区)传入中原,受张骞凿空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的“老庄之道”、儒家文化结合,逐步形成了汉传佛教。朗达玛灭佛运动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后弘期),记得在《东方智慧的崛起》中曾读到,藏传佛教中菩萨凶恶、刚猛的形象反映了残酷自然条件下,信徒对勇气的渴望。部分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密教)保留了印度佛教最原始的面貌,日本僧人圆仁、空海皆受到密教的影响,并对日本天台宗、真言宗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恒温控制的橱窗内,我们见到了塔尔寺的酥油花雕塑,如同经变壁画一般,这些雕塑讲述了佛陀的故事。佛陀、菩萨、罗汉、恶鬼、众生雕塑得栩栩如生,坛城和鲜花色彩艳丽、精美绝伦。而在这精美的酥油花背后,是塔尔寺艺僧为之付出的辛勤劳作和昂贵代价。酥油花制作周期长,工序复杂,从准备工作(藏历十月)到正式展出(正月十五)历时三个月之久。由于酥油花的融点很低,15度就会变形,25度左右就会融化,为了防止体温对酥油花的影响,所以酥油花的制作通常在冬天。塑造之前油塑艺僧先要沐浴发愿,进行宗教仪式。仪式毕,掌尺喇嘛和其他艺僧一起选议酥油花的题材,然后设计腹稿,精心构思、策划、布局之后,便分配给擅长人物、动物、花卉、建筑的师傅带领各自的徒弟,在气温零度以下的阴凉房间开始分头工作。艺僧们在捏制之前都要把手浸泡在刺骨的雪水中,为防手温回暖,必须不时浸冰水、抓冰块,让手指保持冰凉。很多艺僧因此而落下残疾,不能不说他们为了伟大的艺术与心中的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在让人感动。因为展厅不让拍照,图片来自网络,不及眼见为实来得震撼。
t图在到达塔尔寺之前,我对塔尔寺的认知停留在“一座5A级藏传佛教寺院”的认识上,而当我到达塔尔寺,亲眼见到巍峨神秘的莲聚塔,精美绝伦的壁画、酥油花,听到卓玛讲述宗喀巴大师的生平事迹,使得我这所寺院有了新的认识。
我对改革家一向是很崇拜的,历史的进步离不开改革者,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我不否认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革者是历史前进的领袖。历史需要有人站出来,敢于挑战权威,反对旧文化、旧制度、旧哲学,带领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宗喀巴大师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宗教改革 ,他以戒为根本 ,整顿宗风 ,重塑道德伦理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 ,使得处于末法时期的佛教在雪域高原重放异彩。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的卓越功勋 ,犹如释迦牟尼转生 ,故人称“第二佛陀”。
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到宗喀巴时代 ,西藏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教派。各个教派以寺院为据点 , 依恃僧众和信徒的拥护 ,树立旗帜。有些教派得到政治权势的支持或直接与地方实力集团合流 ,组成了政教合一形式的特殊体制 ,如萨迦派、噶举派的支派中的帕竹和噶玛等。公元十三世纪初 ,蒙古乘西辽衰落 ,尽取今新疆迤西之地,成吉思汗的骑兵进入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萨迦派以元朝军事、经济力量为后援 ,代表中央治理地方 ,其位高望尊 ,为任何其他教派不能匹敌。如 1290 年萨迦本钦引来元兵合力平息“止贡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萨迦派的这一特殊地位 ,使他们有恃无恐 ,僧衣罩住了武装 , 地上的乐土就是幻想的天国。他们或者结婚生了子女后 ,再剃度出家 ,或者出家后又还俗娶妻。居山村而列钟鼎 ,入仕途又兼修行 ,僧俗界限已经没有了。他们下有农奴的服侍 ,他们上有朝廷的优待 ,醉心利禄 ,纵情声色 ,周旋卿相 ,出入权门。在内地 ,番僧往往以修法祈福为名 ,破坏法纪 ,释放罪囚 ,吞并田产 , 干预选事。直至公元 16 世纪时,宁玛派中还有人借《伏藏密法》使百姓供酒 ,名为供甘露 ;供妇女 ,名为供明母。“于是欢喜酒色之僧俗徒众,皆附合而随行之。⋯⋯风靡藏江南北 ,很多清净寺宇几乎全都变为有妻室的俗人僧舍”。积习难除 ,戒律废驰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宗喀巴大师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针对当时的时局 ,宗喀巴大师提出了进行改革的行动纲领。
第一步 ,正行。这是宗喀巴大师进行宗教改革的核心和最主要的贡献。首先从僧侣开始 ,严守戒律 , 故于甘丹寺进行整顿律仪,依噶当规制 ,僧人必须受戒 ,严格遵守 ,独身不娶 ,不营世务 ,清净禅院。宗喀巴大师一生就是格守戒律的光辉典范 ,他说“一切: 功德之根本 ,则自己所承认守持的戒律应当清净。我于别解脱中之他胜罪、僧残罪、粗罪等皆未曾犯过 ,即有时误犯堕犯罪与恶作 , 亦立即忏悔防护”大师为表示中兴律仪,让僧人戴黄帽 ,因此后来人称格鲁派为黄帽派 (黄教) 。经过戒律整顿 ,扭转当时社会的颓靡之风 ,使寺院面貌为之一新。其次是定、慧二学。在学习中整顿学风 ,把那些浮夸不实 ,任意篡改等的作风完全改去。第二步,正理 。提倡闻、思、修 ,先听闻经教道理 , 然后思其意义 ,最后才依之起修。他指出“三藏未可偏废 , 三学必须全修”。让佛学回归佛教、佛经的原教旨。第三步 ,建宗 。宗喀巴是在继承噶当思想基础上逐步发展提高 ,清净见、修、行方面。让宗教回归精神追求和道德引领的最高作用。
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 ,一扫藏传佛教各种弊端 ,恢复了佛教的本来面目。他的改革得到了各教派的大力支持 , 使未法时期的佛教在雪域高原再一次得到振兴。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中写到“一般来说,宗教改革也没有什么新颖特殊的东西;它像世上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经过改良的东西和真正的教义一样,反对虚假和伪装,以恢复真理和现实。”——这段话,是他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评述,我想用到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也是一样。
历史具有相似之处,马丁路德比宗喀巴晚生了一个多世纪,宗喀巴反对萨迦派的荒淫无道、肆意妄为,马丁路德发对赎罪券和教会特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地域,他们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发动宗教改革,让宗教回归本来面目,将人民从宗教压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宗喀巴和马丁路德以及许多改革家一样,都是极真诚勇敢的人,因为“唯有真诚方有信仰”。
部分内容摘自《试论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李元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
题外话:
其实,这个题目是很早就想好的,就像《西北行》本身是一个系列,原计划一共写五篇,分别是——《即见兰州》、《寻觅湖泊》、《翻越那座山》、《一座座城、一道道关》和《佛的国》。在前三篇写完之后,我开始写第四篇《一座座城、一道道关》——关于长城和关隘,感觉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写着写着却始终找不到感觉,只得停笔作罢,第五篇《佛的国》就更没有提笔了。
关于《佛的国》,其实在原定的构思中是《西北行》的压轴之作,不仅是因为主角敦煌是此次西北行的终点,也是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更是因为的这个题目、题材本身就十分宏大,集游记、宗教、哲学、文化与一体的一次尝试,可以说是也是写作上的又一次自我突破。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达到我心目中的预期,写出心中所要表达的境界,在下笔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元旦回洛阳的时候,将家中所有涉及佛教以及宗教哲学度过的书大致翻阅温习了一遍,未读完的书则都背到了新疆(如果都背到新疆行李会超重,而且因为腰伤的缘故无法携带过多重物)。之后,又专门买了樊锦诗先生的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只是这本书买来之后,一直没有仔细研读,直到这次疫情,困于家中,反而冷静下来将这本书读完,重新点燃了将《佛的国》写出来的欲望。只是很快就淹没在的浩繁人类文化与历史长河之中,难以自拔。
在家中,如困兽一般和自己的惰性、随性做了半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我终于拿起笔,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先写完《佛的国》塔尔寺部分。
写完之后,我很高兴,因为拿起笔的时候还不知道写什么,写完竟然能扯到马丁路德,还能用到去年无意中刷完的书,着实高兴,特此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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