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薛世光接到巢城我地下交通员送来一份情报，报称：盘踞在姥坞嘴的反动大刀会头目郑旭初，被国民党巢县督察专员招安，任命为巢南联防区司令，带着手下20多名会众，在巢城接受了为期一周的训练，并发给长短枪100多支和20多箱弹药，将于明天下午返回他的老窝姥坞嘴，意图在巢南招兵买马，对付我山区游击队。
早在抗战之前，银屏山区大刀会盛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分堂口，设有堂主，分堂口之上有一个总堂口，统管山区的的各个分堂口。大刀会的宗旨是“保护家园”，禁止山外的人进入山区。初期，大刀会的武器是清一色的冷兵器大板刀，后来与时俱进，花钱买了一批热武器火枪，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准军事力量。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了争取大刀会抗日，指派巢南游击大队大队长魏兆雨带领一个排的武装前往山区，准备同大刀会的总堂主谈判。
姥坞嘴的大刀会虽然也是银屏山大刀会的一个分支，但因其地处巢湖沿，经常在湖里拦截商船，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俨然就是一帮湖匪，其头目郑旭初自峙倚湖之利，不受总堂节制，一有风吹草动就下湖逃遁，总堂也奈何不得。
郑旭初知道新四军的厉害，一旦总堂和新四军合作，其行为一定为新四军所不容，因此，当他得知巢南游击大队大队长魏兆雨要来山区和总堂谈判的消息后，便预先在魏兆雨一行的必经之地楚歌岭设伏，突然袭击，杀害了魏兆雨，导致谈判无法进行。
这笔血债，我方自然铭记在心。如今国民党方面正是利用他和共产党的敌对关系，并看中他的大刀会势力，才给了他这个“巢南联防区司令”的头衔，并给他发了不少枪支弹药，帮助他扩充势力，把剿灭巢南共党的期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薛世光收到这个情报后，心想，这真是天赐良机，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于是当机立断，指示游击队在郑旭初的归途中设伏，干掉这个家伙，既为讨还血债，也为将来的斗争消除隐患。
当天夜里，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汤先林，亲自带领20多名精干队员，秘密开到散兵的凌家山，并全部化装成当地农民模样。
第二天，20几个队员分小组由山边运动到山外，下午2时到达设伏点——离县城10多公里的茶亭一带公路边。
由于是白天，游击队员不能趴在地下打埋伏，因为那样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导致伏击计划的落空，只得三四个人一组来回走动。
下午4时许，郑旭初坐着轿子一路招摇过来，大队长汤先林一声令下，我游击队一个冲锋将其卫队大部撂倒。
郑旭初弃轿而逃，被快步追上的游击队员董维朝一把抓住，并用枪顶住他的脑袋，郑旭初挣扎着要扭身开枪，董维朝抢先抠火，这个反动家伙刚上任还没建功，就这样报销了。刚刚从上峰那儿领到100多支长短枪弹药，也都成了游击队的战利品。
郑旭初被消灭后，巢南从此没有人再敢搞大刀会，也没有人敢到山区组织反动武装，我银屏山区的游击根据地因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此后，巢北游击队、和含游击队、无为东乡游击队和湖东游击队，一旦遇有恶劣的敌情，都会来到银屏山区暂避。
从1947年11月到次年1月，在以薛世光为首的巢无工委的领导下，巢无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大发展时期。在军事方面，自打下严家桥后，又先后打掉了巢县的高林桥、魏家坝、沐集、南昂（设在我山区附近）4个乡公所，以及无为的石涧、黄雒河、三官殿、斗口坝等乡公所。
游击武装在战斗中越打越强，除巢无游击大队外，另一支直接归薛世光领导的无为东乡游击队，已扩大成为无东游击大队，石涧区、新民区、银屏区、严桥区、湖东地区以及无为东乡的3个区，也都建立了小规模的游击队。
巢无、无东两大主力游击大队，加上十多个小游击队，合起来有4个营的兵力，游击区域北到巢湖沿，南至大江边，几乎全部恢复了抗战时期巢无根据地中心区4个县（巢无县、临江县、湖东县、无南县）的范围。
在政权方面，打下严家桥后，巢无工委决定，对外宣布成立无为县人民政府，由王子轩任县长（后由彭醒梦担任），无为东乡建立县一级的无东办事处。随后，又陆续建立了石涧、银屏、严桥、新民4个区级政府，乡是以抗日时期的划分的老乡成立乡政府。
党组织方面，上述4个区以及无为东乡的汤沟、陡沟、白茆3个区，都建立了区委，有3个以上党员的乡都建立了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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