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场：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建立与退出

离场：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建立与退出

——远心诗歌《我命中的枣红马》读后

在此之前，远心的诗歌创作或者说诗歌文本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或者说是极具女性诗歌风格的，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女性诗歌”这一概念。作为一位80后女诗人，远心的诗歌文本中的女性意识极为突出和明显，这与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总体表现非常契合（个人认为：其实这也是女性诗歌的一大硬伤）。从2009年认识远心以来，这一看法在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直到《我命中的枣红马》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我的目光。

一、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建立是无奈地抗争

自舒婷以降，女性诗歌中呈现的女性意识成为滥觞。无论是后来的翟永明，进入新世纪的蓝蓝、路也、娜夜、鲁西西、苏若兮，还是当红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等等，其实这一名单可以开列很长很长。

归根结底，这与诗歌文本创作者的性别密切相关。中国自进入男权社会以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女性创作者一直就寥若星辰。屈指可数但却耳熟能详的有李清照、朱淑真、薛涛、上官婉儿，以及李冶、鱼玄机、谢道韫、蔡文姬、左芬、许穆夫人等，此外你还能再找出几个？在男权社会下，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但显然还未上升到女性意识的高度。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女权意识的觉醒，女性书写者开始在作品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中国新诗歌历经百年，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一些女诗人加入创作的队伍，呈现出一批极具特色、风格多样的诗歌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意识被充分表达，如果说舒婷的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女性意识的滥觞，那么翟永明显然将这一女性诗歌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关于这一点，大家知之甚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纵观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女性意识成为这些诗歌文本的一个普遍特质，似乎女诗人的诗歌文本都陷入了女性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女性诗写者需要表达，但压力重重。这种抗争显然是一种被逼无奈，但显然又极具意义。

远心早期的诗写显然落入了这种窠臼。比如对自由爱情的憧憬与向往“没有承诺，已经过了彼此承诺的年纪//我害怕海誓山盟”（《陷落在故乡之水》原载于《星星·诗歌原创》2018年3月下旬刊）；比如对生命和孤独的个人感悟“说不出来的，变成铁//一个人背过身去，敲、敲、敲//敲出来的声音，全世界都听不到”（《“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原载于《星星·诗歌原创》2018年3月下旬刊）。

甚至对于远心来说极具里程碑意义的长诗《大黑河》中依然可以找到女性意识的影子。比如化身为萨满的母性“我呼出最后一口阳气//助虚弱的少阳一臂之力//黑白从体内升起到天空//向西方弥散”（《大黑河》原载于《作品》2015年第*期）。在《我命中的枣红马》中，你已经完全找不到女性意识。

二、女性意识适时退出诗歌是一种新的突破

女性意识的苏醒可以说是女权主义在诗歌文本中的重要呈现。然而十分诡异的是：当女权主义盛行，男权话语霸权被逐渐消解之后，女性意识却开始从诗歌中悄然退出。

女诗人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淡化性别意识。当然这可以看做是男女逐渐走向平等的标志，同时这种退出后，最大的意义或许不仅仅在于诗写者拥有了更多写作可能或是给读者呈现了更多诗歌文本的阅读体验。

女性意识从诗歌中退出，诗歌的写作更加多元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词语不再细腻，更加具有力量“我需要你穿透闪电与云光//在时间铁轨上逆行而下，把我推进无边的隧道//推进梦境深处那过客变成骷髅的旧战场”。

比如视角的改变，“我”在诗歌中不再与“你”平等，而是高高在上，逐渐走向“上帝”的高度“我是无以逃遁的地母//遇见你赠予你刺伤你喂养你//却不能和你一起飞翔踏遍未知的大地”。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一直以来，扮演上帝的角色是男性的专属，从来不会给女性分一杯羹。这一状态被彻底打乱之后，才真正意味着女性诗歌已经褪去“女性”的伪装，让诗歌回归诗歌本身。

比如意向的拓展更加广博和多元“我只有歌唱，拉响马头琴的两根弦//一根绝望，一根遥望”，“你忽视一切存在一切遮蔽一切细微的生命//你把自己置于屠戮与厮杀的现场//脸上露出宁静的笑靥，抿紧双唇”。诗人的胸襟不再局限于母性、爱情、自怨自艾、孤芳自赏，而是置身事外，让一切可能的成为可能。

一直以来，我固执地认为“女性诗歌”（包括“女性文学”）是一个伪命题。将诗歌贴上性别标签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非诗歌因素催生的怪胎，确与诗歌本身无关，这不应该是诗歌的本来面目。女性意识从诗歌中退出，让诗歌回归诗歌本源，这种突破，意义空前。

三、女性意识的离场是诗歌新秩序的重建

女性意识的离场不是退场，而是诗歌新秩序的重建。这一新秩序的重建过程虽然可能会很漫长，但显然已经开始。

诗歌新秩序的重建有几种可能。

一是趋向男性写作。诗写者在刻意淡化女性写作性别特征的同时，发生一百八十度反转，加入男性写作的阵营。这一现象需要特别警惕。在笔者看来，这种秩序的重建只是实现了性别转换，女性意识退场后重新披上了一件男性写作的外衣重新登场，并没有真正实现性别意识的消解，因此这种重建毫无意义可言。

二是实现无性别诗写。即：从诗歌文本中无法确定诗写者的性别，或者性别定位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当诗歌回到诗歌，写作回到写作，诗写者呈现的诗歌文本会更加干净纯粹，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将上下通透、毫无负担。很显然，这时的文本解读更加考验读者的勇气、也更加耗费读者的耐心。“我放开了手中的缰绳//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这条缰绳显然谁都可以抓在手里并放开，你无法确定抓住缰绳者的性别，他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神。从《我命中的枣红马》文本的角度来看，远心的写作显然已经放开了性别的“缰绳”。

三是不再谄媚阅读者的独立写作。好多时候读者的耐心的有限的，读者的眼光是有偏见的，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已经严重影了阅读者的公正心。在阅读之前，先验式地性别验证已经失去公正，这对诗写者是不公平的。而诗写者在写作之前刻意揣测读者心里就显得十分谄媚（因此，一个优秀的阅读者毫无偏见显得多么重要。）保持独立精神，无需刻意讨好谁，应该是诗歌写作的一条重生之路。

四、几句不得不说的废话

归根结底，性别标签主要来源于男权社会的强行标注，虽然这一话题现在被刻意回避甚至遮掩，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部分女性写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抗争，甚至转而妥协，无论是被逼无奈或是心甘情愿地标榜女性意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诗歌本身是不公平的。所有写作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我命中的枣红马》诗歌文本本身，并不是说这首诗毫无瑕疵，只是在远心众多诗歌文本中在关于“女性意识的离场”这一点上，显然极具代表性。其他女诗人的部分诗歌文本当然也具有“女性意识离场”的特征。

笔者还注意到一点，远心在《我命中的枣红马》之后，一些诗歌文本又重新呈现“女性意识”。显然，远心对于这一新秩序的重建还未完成。也由此可见，诗歌新秩序的重新前途多艰，任重而道远。

附：《我命中的枣红马》

作者：远心

我需要你穿透闪电与云光

在时间铁轨上逆行而下，把我推进无边的隧道

推进梦境深处那过客变成骷髅的旧战场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命运的枣红马

曾经的黑被你眼底的风情镀亮

早霞和夕阳烧融你金色双翅

爱和毁灭把鲜血融进你的色泽

你的鬃颈和眼底的雄光

任何嘶鸣都不能牵绊你

我只有歌唱，拉响马头琴的两根弦

一根绝望，一根遥望

我是无以逃遁的地母

遇见你赠予你刺伤你喂养你

却不能和你一起飞翔踏遍未知的大地

还未发生的，如何预警

你踩紧油门，让尘土飞成光轮

你忽视一切存在一切遮蔽一切细微的生命

你把自己置于屠戮与厮杀的现场

脸上露出宁静的笑靥，抿紧双唇

我爱你抿着嘴唇的样子

青髭略浮在唇上，唇线微微翘起

你初涉世的样子，坐在母亲对面的样子

母亲怎样娇纵了你的青春

让那奔驰之力延续到无物的荒野

与天宇间雷光星云的奥秘对垒

我放开了手中的缰绳

一匹野马的魂灵注定与无边的野草共生

而我不是野草，不是草原

我是一座不会移动的山丘

站在你出发的地方

我已悄悄地走过很多四季

为了走到你马蹄到达之地

日复一日，置备粮草和精气